終於有機會好好回應habermasj學長很久以前就問我的問題，這是一張久未回應的支票。先說明，我對於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處於尚未掌握與了解的狀態，所以就就目前所知，以及habermasj學長與其他網友先前所告訴我的來做回應。
這一篇支票文，為回應habermasj在這篇的回應文與這篇的回應文之回應。
以下嘗試從三個層次與方向回應之：
1.我所認識的媒體與社會變遷之關係解釋
2.回應使用何種本體論與認識論看待與分析傳播問題
3.對於該篇文章嘗試以我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討論之
首先，對於媒介與社會變遷的交互作用，在下是認為，有一個物質基礎與社會文化交互影響的雙元基礎。我的意思乃是，觀察各國媒介制度的歷史演變，以及各國媒介與社會變遷間的關係與脈絡，我們不難發現，每個階段的歷史時期，都會有其社會政治經濟的物質基礎，同時，會受到當時社會文化氛圍(或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是交互作用的，是相輔相成的。
以我目前所知所學，我會認為，當代的物質基礎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間(亦包含了政治意識形態)的交互作用(或稱關係)，才是最重要的！無論是國家的媒體政策制定、媒體市場的運作邏輯、媒體內容,乃至於專業傳播人才培育與傳播學術研究發展，都脫離不了此一物質與文化基礎的交互影響。
不過，就台灣而言，我則會認為，就台灣的傳播媒介發展史而言，歷史脈絡會呈現一個優先順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含政治意識形態威權國家的控制)→物質基礎(逃避被政治所掌控，專心發展經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階級與意識形態對立(包含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物質基礎的推波助瀾。而自李登輝執政至當今陳水扁執政的這幾年中，雖然物質基礎極度昌盛蓬勃發展，表面上所謂的市場亦獲得「解禁」的自由，但政治力則實然更左右了媒體發展(民進黨執政後)，且這個左右則是隱晦的。
也就是說，台灣的媒體制度與國家媒體政策，物質基礎只是扮演一個助手的角色，重要的還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對立與衝突，然，若不是兩者相互影響，則難以形成當代台灣媒體制度政策與市場之景象。
其次回應habermasj學長問我，關於用何本體論與認識論來分析傳播問題？
就以habermasj學長先前所提，本體論(ontology)乃為「判定研究問題所針對的對象是否存在的程序與規則」，學長所言，簡而言之應是指對於研究問題的「操作型定義」。如是如此，在下會應當先從各個傳播問題的事件中，找出問題的關鍵核心問題與價值。以換照事件為例，可以討論的，為國家政府介入的定義、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定義、媒體亂象的定義、政治力干預與經濟利影響的定義、新聞局與NCC的定義。而我先前文章所處裡的，便是釐清國家政府介入、新聞自由與NCC的定義。
至於認識論(epistemology)，學長所提者，為「研究的途徑，研究的真實如何構成，研究程序本身的要素」，也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的反覆思考」。然則，我本身傾向認為，認識論乃在討論，觀察問題的態度與角度是什麼？就此，觀察任何傳播問題時，我則會分析，這件事情背後的物質基礎是什麼？該問題背後的政治經濟邏輯與意識形態是什麼？而最常見我的問題意識會是，這件事情帶給人們什麼樣的公共利益？帶給人們多大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位置在哪裡？至於研究方法的反省，或許我會認為，我的訪談是否能夠解答我對於傳播教育的解釋？
最後，回到該篇文章的討論上。
該篇有一半(或者說全文重點)，其實是在講述政治力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何藉由媒體的開放進行一連串的政治鬥爭與角力。甚至，是在討論一政治問題而非媒體問題。媒體變遷史的相關論述在這篇文章，應當只是論證的過程與工具，而非主體。
我個人認為，這篇主要的問題（從本體與認識論的角度著墨）在於，認識論（或稱問題意識）的模糊，以及斷裂。如果這是一通篇討論媒體與社會變遷發展的文章，前半部的問題意識與文章脈絡還算完整與流暢，然則，後半部則太過強政黨政治鬥爭，似乎是在談論，政治與社會間的關係，而媒體只是扮演一推波助瀾的角色。
我個人認為，李登輝所執政時期，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與物質基礎的交互影響，促使著政治意識形態的轉型與媒體的開放，並且亦促成時代轉輪的啟動。李登輝能夠順利轉動時代，乃是時勢之配合，李應是搭上了這班順風車，我個人認為，統治者的更易不完全象徵媒體環境的判準的改變(或者應該說，不是主因也不是此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的確，政治的開放固然主導著媒體環境的改變，但焦點如是放在李登輝個人的政治操作上，則問題重重。而最後兩段，則明白標示了，這是一篇政治評論文，而非台灣媒體發展之討論。
唔…我好像不該一直批評對吧？打完這篇文章之後地震馬上來襲，ㄟ害^^”
and 歹勢！哈伯瑪斯ｊ學長，您是不是等的很苦阿？真是抱歉阿～！
這一篇支票文，為回應habermasj在這篇的回應文與這篇的回應文之回應。
以下嘗試從三個層次與方向回應之：
1.我所認識的媒體與社會變遷之關係解釋
2.回應使用何種本體論與認識論看待與分析傳播問題
3.對於該篇文章嘗試以我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討論之
首先，對於媒介與社會變遷的交互作用，在下是認為，有一個物質基礎與社會文化交互影響的雙元基礎。我的意思乃是，觀察各國媒介制度的歷史演變，以及各國媒介與社會變遷間的關係與脈絡，我們不難發現，每個階段的歷史時期，都會有其社會政治經濟的物質基礎，同時，會受到當時社會文化氛圍(或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是交互作用的，是相輔相成的。
以我目前所知所學，我會認為，當代的物質基礎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間(亦包含了政治意識形態)的交互作用(或稱關係)，才是最重要的！無論是國家的媒體政策制定、媒體市場的運作邏輯、媒體內容,乃至於專業傳播人才培育與傳播學術研究發展，都脫離不了此一物質與文化基礎的交互影響。
不過，就台灣而言，我則會認為，就台灣的傳播媒介發展史而言，歷史脈絡會呈現一個優先順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含政治意識形態威權國家的控制)→物質基礎(逃避被政治所掌控，專心發展經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階級與意識形態對立(包含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物質基礎的推波助瀾。而自李登輝執政至當今陳水扁執政的這幾年中，雖然物質基礎極度昌盛蓬勃發展，表面上所謂的市場亦獲得「解禁」的自由，但政治力則實然更左右了媒體發展(民進黨執政後)，且這個左右則是隱晦的。
也就是說，台灣的媒體制度與國家媒體政策，物質基礎只是扮演一個助手的角色，重要的還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對立與衝突，然，若不是兩者相互影響，則難以形成當代台灣媒體制度政策與市場之景象。
其次回應habermasj學長問我，關於用何本體論與認識論來分析傳播問題？
就以habermasj學長先前所提，本體論(ontology)乃為「判定研究問題所針對的對象是否存在的程序與規則」，學長所言，簡而言之應是指對於研究問題的「操作型定義」。如是如此，在下會應當先從各個傳播問題的事件中，找出問題的關鍵核心問題與價值。以換照事件為例，可以討論的，為國家政府介入的定義、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定義、媒體亂象的定義、政治力干預與經濟利影響的定義、新聞局與NCC的定義。而我先前文章所處裡的，便是釐清國家政府介入、新聞自由與NCC的定義。
至於認識論(epistemology)，學長所提者，為「研究的途徑，研究的真實如何構成，研究程序本身的要素」，也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的反覆思考」。然則，我本身傾向認為，認識論乃在討論，觀察問題的態度與角度是什麼？就此，觀察任何傳播問題時，我則會分析，這件事情背後的物質基礎是什麼？該問題背後的政治經濟邏輯與意識形態是什麼？而最常見我的問題意識會是，這件事情帶給人們什麼樣的公共利益？帶給人們多大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位置在哪裡？至於研究方法的反省，或許我會認為，我的訪談是否能夠解答我對於傳播教育的解釋？
最後，回到該篇文章的討論上。
該篇有一半(或者說全文重點)，其實是在講述政治力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何藉由媒體的開放進行一連串的政治鬥爭與角力。甚至，是在討論一政治問題而非媒體問題。媒體變遷史的相關論述在這篇文章，應當只是論證的過程與工具，而非主體。
我個人認為，這篇主要的問題（從本體與認識論的角度著墨）在於，認識論（或稱問題意識）的模糊，以及斷裂。如果這是一通篇討論媒體與社會變遷發展的文章，前半部的問題意識與文章脈絡還算完整與流暢，然則，後半部則太過強政黨政治鬥爭，似乎是在談論，政治與社會間的關係，而媒體只是扮演一推波助瀾的角色。
我個人認為，李登輝所執政時期，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與物質基礎的交互影響，促使著政治意識形態的轉型與媒體的開放，並且亦促成時代轉輪的啟動。李登輝能夠順利轉動時代，乃是時勢之配合，李應是搭上了這班順風車，我個人認為，統治者的更易不完全象徵媒體環境的判準的改變(或者應該說，不是主因也不是此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的確，政治的開放固然主導著媒體環境的改變，但焦點如是放在李登輝個人的政治操作上，則問題重重。而最後兩段，則明白標示了，這是一篇政治評論文，而非台灣媒體發展之討論。
唔…我好像不該一直批評對吧？打完這篇文章之後地震馬上來襲，ㄟ害^^”
and 歹勢！哈伯瑪斯ｊ學長，您是不是等的很苦阿？真是抱歉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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