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論壇 930830
南方朔
「告別演說」與「告別專欄」，經常都是政治家或專欄作家畢生經驗與智慧的總結，因而能夠理性與感性交融，在口才與文采裡散發出動人的幽光，點撥人們的迷執。
在「告別演說」裡，華盛頓的任滿感言，乃是謙卑政治家的典範。他的那種態度，後來變成了傳統，影響到許多代政治人物，因而後人遂說有了華盛頓是美國的幸運，他用謙卑的道德把一個不可能的國家黏合成為整體。而艾森豪總統的「告別演說」，則最具警示的預言性。他深刻的體會到龐大的「軍產複合體」（mi litary-industry complex），將會把美國推往窮兵黷武，到處吹風煽火，製造戰爭的方向，因而在任滿時要求美國人民對那個體制多加防範。他的預言到現在業已成真。
而在「告別專欄」裡，「紐約時報」前經濟專欄作家里奧納‧希爾克（Leonand Silk）把經濟學即人學的道理做了最好的證言，他的那篇「告別專欄」在美國廣被流傳，已成了一則小經典。而在最近，我們則看到了美國最具公信力的電視主播華特‧克朗凱所寫的「告別專欄」。這位可尊敬的媒體耆宿以他從事這個行業六十八年的經驗，在離別之際，提醒報紙毋忘了「歷史看守者」的角色。他希望媒體對公眾事務多加注意，少一些煽色腥。他指出：「正派的報紙努力呈現地方及國家爭議話題的各方論點，是我們歷史的根基。報紙是歷史學者做研究的素材，與我們所謂的民主絕對有關聯。畢生採訪過許多次美國大選的他，對美式金錢選舉深惡痛絕。因而也主張公費選舉，避免讓媒體淪為宣傳的工具，使得政治也因此而遭扭曲。
歷史看守者角色須堅持
華特‧克朗凱在現在這樣的時刻，對金錢政治污染媒體，因而政治的本質也被扭曲的現象做出針砭；同時也要求報紙做好攸關民主至巨的「歷史看守者」角色，其語重心長，誠可謂切中時弊。媒體在古典自由民主發生的過程裡，乃是重要的「公共領域」，但到了今天，媒體的「公共領域」功能早已喪失，更談不上所謂的「第四權」了。隨著新的金權政治和民粹政治的崛起，媒體早已變成政治正確的「共犯結構」重要環節。報紙別說看守歷史了，甚至連看守自己，都已成了極其嚴峻的考驗。
傳媒多畏懼民粹法西斯
也正因此，從「九一一」之後直到最近，美國報紙的自我反省遂成了人們可以來共同思考的問題。「九一一」的出現，使得美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情緒趨於高亢，而美國統治者見民氣可用，遂將其導往到愛國法西斯的方向，並據以做為對外侵略的理由。而在這個愛國主義被扭變為愛國民粹法西斯的過程裡，美國眾多的媒體中，除了堅守人道自由主義的「紐約書評雜誌」敢於提出質疑和反對外，所有的大眾媒體如電視報紙，都畏懼愛國民粹法西斯的鋒芒，縱使警覺到其中可堪質疑之處甚多，但卻沒有一個敢於輕攖其鋒，因而媒體遂淪為「非自願的侵略共犯」。媒體的自我反省，一直到了五月份虐囚案爆發，才告出現。「紐約時報」在五月份刊出的自我批判中即指出，它們早已發現到，「我們所做的報導，有許多並沒有它們應有的嚴格」，而且還常被「新聞來源所誤導」。今年五月，英國有關偽造入侵伊拉克假證據之事早已鬧開了，再加上虐囚案的爆發，「紐約時報」才敢對媒體角色做出反省。由此已可看出，媒體要抵擋民粹法西斯是如何的困難。
「紐約時報」的自我批判出現在五月，近年來早已向右邊靠攏的「華盛頓郵報」，它的自我批判則遲到八月份才出現，但它的自責成分更多了。在自我批判裡它指出，當時該報的總編輯和其他主要負責人都心想：「馬上就要打仗了，我們何必去管那些是否事實的新聞呢？」我們只注意行政部門的所做所為，而對那些不認為戰爭是個好主意，或質疑戰爭理由的意見，根本就不理會。」當年揭發「水門案」的該報記者，現已成為副總編的伍德華（Bob Wo odward）也承認：「當時我們就應該警告讀者，根據我們所擁有的信息，入侵的理由其實是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麼牢靠！」
因此，從二○○三年三月美國正式入侵伊拉克，兩個世界級的大報，要過了一年多之後，才敢於面對它們做為「戰爭共犯」的角色。這就讓人同樣想到二○○二年四月，美國策動並炮製委內瑞拉動亂及軍事政變時該兩報同樣成了「共犯」的故事了。當時美國白宮及國務院祕密介入委內瑞拉內政，並煽動罷工及鼓動政變，這兩大報在報導及評論上，也都配合官方的說辭，及至政變初步成功，這兩報皆宣稱這是「民主」的勝利，但那次政變被「美洲國家組織」一致譴責，因而已成功的政變又告失敗。經過這樣的起伏轉折，這兩大報的報導和言論，遂招致讀者強大的指責，認為這是嚴重的媒體墮落。在讀者的指責下，在過去兩年裡，這兩大報在委內瑞拉問題的報導上遂趨於較為公正，甚至還主動揭露美國顛覆委內瑞拉的陰謀。
媒體若無自覺恐成共犯
因此，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美國入侵伊拉克和顛覆委內瑞拉上，最先開始扮演「陰謀共犯」，縱使心有所疑，但也膽怯的不敢去向「政治正確」挑戰，一定要等到該問題本身出了問題，勢移境遷─如美軍在伊拉克傷亡增加，並出現虐囚醜聞，美國民意也漸趨改變，以及委內瑞拉的軍事政變宣告失敗，始有可能去反省自己曾做過的「共犯」角色，由這兩個故事已可看出，在目前這個統治者們已愈來愈懂得操縱民粹法西斯情緒的時代，自由媒體所面對的，乃是一種更可怕的敵人，如果媒體不能對自己的「歷史看守者」角色有更深的自覺，並將這種自覺蛻化成更強硬的是非態度，那麼，媒體淪為統治者的共犯，殆已無法避免，這是媒體發展史上從未面對過的新情勢，不但美國如此，幾乎每個國家皆不能例外。
在過去，無論半民主或民主國家，由於政治並未極端化，而且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並未瓦解，因而無論媒體、司法、政治、或社會、都有足夠大的自主空間，因而能在這種自主空間裡發揮仲裁、平衡、發掘真相、維繫共識、甚至創造新的進步價值之功能。在這樣的階段，媒體可以揭露迫害、主持正義、發掘被政客操弄的弊病。它會獲得人們的讚揚，並因而成為能夠與政治、立法、司法相互抗衡的「第四權」。
不過到了今天，政治與社會的上述結構早已出現了根本的改變，由於媒體的商業化角色加強，而政治則因民粹主義趨於抬頭，於是，一種擬市場或泛市場的「市場民粹主義」遂被滲透到了媒體中。近年來，許多國家的媒體都愈來愈傾向於往「讀者要看甚麼，我們就登甚麼」，而不是「根據新聞專業紀律和尊嚴，應該登甚麼」的方向移動。這是媒體「脫自主性」的開始，它不再是一個古典的「公共領域」，而成了新形態的「市場」。這種「市場」的比喻，其實也滲透到了政治之中，因而遂有了「政策行銷」、「意見市場」之類的說法。這時候，任何一種卑劣的政治人物只要能煽動起民粹主義，它就會被轉化成對媒體生存權造成極大威脅的生存壓力。美國「九一一」之後，愛國民粹主義當道，有極多電視節目主持人、電視節目、媒體專欄作家，甚至私立大學教授，就因為發表了不是那麼悅耳的意見，而遭遇到有如暴民般民粹主義的壓力，而被媒體和大學校董會所解聘。當民粹被隱藏在市場中，它對媒體就成了比古代專制政府更可怕的敵人。「紐約時報」在一九六○年代敢於忤逆白宮及五角大廈，刊登被禁止刊登的國防密件；「華盛頓郵報」敢於揭露水門真相，但在伊拉克和委內瑞拉問題上卻甘於淪為「共犯」，這顯示的乃是媒體敢於向有權力者挑戰，但面對有民粹式暴民護體的統治者，它們的道德勇氣也不得不自動收斂了起來。這種躲藏在市場機制裡的民粹法西斯，已整個的改寫了政治及媒體的發展史。十九世紀政治理論家所擔心的暴民政治，已經以另一種形態在廿一世紀出現。它所影響到的不只是媒體而已，甚至還包括了同樣重要的法律。法律的民粹化和媒體的民粹化，乃是廿一世紀政治沉淪的兩大主軸。
遲來反省勝過毫無反省
因此，最近媒體耆宿華特．克朗凱在「告別專欄」裡要求報紙注意自己的「歷史看守者」角色；美國兩大頂級報紙「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皆羞愧的自我批判，揭露出它們過去向民粹法西斯投降的不名譽經驗，這雖然是遲到的自我反省，但它總勝過毫無反省。由美國的例子，也顯示出，對廿一世紀的媒體和媒體人，不向民粹法西斯屈服，乃是多麼迫切而嚴肅的問題啊
南方朔
「告別演說」與「告別專欄」，經常都是政治家或專欄作家畢生經驗與智慧的總結，因而能夠理性與感性交融，在口才與文采裡散發出動人的幽光，點撥人們的迷執。
在「告別演說」裡，華盛頓的任滿感言，乃是謙卑政治家的典範。他的那種態度，後來變成了傳統，影響到許多代政治人物，因而後人遂說有了華盛頓是美國的幸運，他用謙卑的道德把一個不可能的國家黏合成為整體。而艾森豪總統的「告別演說」，則最具警示的預言性。他深刻的體會到龐大的「軍產複合體」（mi litary-industry complex），將會把美國推往窮兵黷武，到處吹風煽火，製造戰爭的方向，因而在任滿時要求美國人民對那個體制多加防範。他的預言到現在業已成真。
而在「告別專欄」裡，「紐約時報」前經濟專欄作家里奧納‧希爾克（Leonand Silk）把經濟學即人學的道理做了最好的證言，他的那篇「告別專欄」在美國廣被流傳，已成了一則小經典。而在最近，我們則看到了美國最具公信力的電視主播華特‧克朗凱所寫的「告別專欄」。這位可尊敬的媒體耆宿以他從事這個行業六十八年的經驗，在離別之際，提醒報紙毋忘了「歷史看守者」的角色。他希望媒體對公眾事務多加注意，少一些煽色腥。他指出：「正派的報紙努力呈現地方及國家爭議話題的各方論點，是我們歷史的根基。報紙是歷史學者做研究的素材，與我們所謂的民主絕對有關聯。畢生採訪過許多次美國大選的他，對美式金錢選舉深惡痛絕。因而也主張公費選舉，避免讓媒體淪為宣傳的工具，使得政治也因此而遭扭曲。
歷史看守者角色須堅持
華特‧克朗凱在現在這樣的時刻，對金錢政治污染媒體，因而政治的本質也被扭曲的現象做出針砭；同時也要求報紙做好攸關民主至巨的「歷史看守者」角色，其語重心長，誠可謂切中時弊。媒體在古典自由民主發生的過程裡，乃是重要的「公共領域」，但到了今天，媒體的「公共領域」功能早已喪失，更談不上所謂的「第四權」了。隨著新的金權政治和民粹政治的崛起，媒體早已變成政治正確的「共犯結構」重要環節。報紙別說看守歷史了，甚至連看守自己，都已成了極其嚴峻的考驗。
傳媒多畏懼民粹法西斯
也正因此，從「九一一」之後直到最近，美國報紙的自我反省遂成了人們可以來共同思考的問題。「九一一」的出現，使得美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情緒趨於高亢，而美國統治者見民氣可用，遂將其導往到愛國法西斯的方向，並據以做為對外侵略的理由。而在這個愛國主義被扭變為愛國民粹法西斯的過程裡，美國眾多的媒體中，除了堅守人道自由主義的「紐約書評雜誌」敢於提出質疑和反對外，所有的大眾媒體如電視報紙，都畏懼愛國民粹法西斯的鋒芒，縱使警覺到其中可堪質疑之處甚多，但卻沒有一個敢於輕攖其鋒，因而媒體遂淪為「非自願的侵略共犯」。媒體的自我反省，一直到了五月份虐囚案爆發，才告出現。「紐約時報」在五月份刊出的自我批判中即指出，它們早已發現到，「我們所做的報導，有許多並沒有它們應有的嚴格」，而且還常被「新聞來源所誤導」。今年五月，英國有關偽造入侵伊拉克假證據之事早已鬧開了，再加上虐囚案的爆發，「紐約時報」才敢對媒體角色做出反省。由此已可看出，媒體要抵擋民粹法西斯是如何的困難。
「紐約時報」的自我批判出現在五月，近年來早已向右邊靠攏的「華盛頓郵報」，它的自我批判則遲到八月份才出現，但它的自責成分更多了。在自我批判裡它指出，當時該報的總編輯和其他主要負責人都心想：「馬上就要打仗了，我們何必去管那些是否事實的新聞呢？」我們只注意行政部門的所做所為，而對那些不認為戰爭是個好主意，或質疑戰爭理由的意見，根本就不理會。」當年揭發「水門案」的該報記者，現已成為副總編的伍德華（Bob Wo odward）也承認：「當時我們就應該警告讀者，根據我們所擁有的信息，入侵的理由其實是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麼牢靠！」
因此，從二○○三年三月美國正式入侵伊拉克，兩個世界級的大報，要過了一年多之後，才敢於面對它們做為「戰爭共犯」的角色。這就讓人同樣想到二○○二年四月，美國策動並炮製委內瑞拉動亂及軍事政變時該兩報同樣成了「共犯」的故事了。當時美國白宮及國務院祕密介入委內瑞拉內政，並煽動罷工及鼓動政變，這兩大報在報導及評論上，也都配合官方的說辭，及至政變初步成功，這兩報皆宣稱這是「民主」的勝利，但那次政變被「美洲國家組織」一致譴責，因而已成功的政變又告失敗。經過這樣的起伏轉折，這兩大報的報導和言論，遂招致讀者強大的指責，認為這是嚴重的媒體墮落。在讀者的指責下，在過去兩年裡，這兩大報在委內瑞拉問題的報導上遂趨於較為公正，甚至還主動揭露美國顛覆委內瑞拉的陰謀。
媒體若無自覺恐成共犯
因此，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美國入侵伊拉克和顛覆委內瑞拉上，最先開始扮演「陰謀共犯」，縱使心有所疑，但也膽怯的不敢去向「政治正確」挑戰，一定要等到該問題本身出了問題，勢移境遷─如美軍在伊拉克傷亡增加，並出現虐囚醜聞，美國民意也漸趨改變，以及委內瑞拉的軍事政變宣告失敗，始有可能去反省自己曾做過的「共犯」角色，由這兩個故事已可看出，在目前這個統治者們已愈來愈懂得操縱民粹法西斯情緒的時代，自由媒體所面對的，乃是一種更可怕的敵人，如果媒體不能對自己的「歷史看守者」角色有更深的自覺，並將這種自覺蛻化成更強硬的是非態度，那麼，媒體淪為統治者的共犯，殆已無法避免，這是媒體發展史上從未面對過的新情勢，不但美國如此，幾乎每個國家皆不能例外。
在過去，無論半民主或民主國家，由於政治並未極端化，而且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並未瓦解，因而無論媒體、司法、政治、或社會、都有足夠大的自主空間，因而能在這種自主空間裡發揮仲裁、平衡、發掘真相、維繫共識、甚至創造新的進步價值之功能。在這樣的階段，媒體可以揭露迫害、主持正義、發掘被政客操弄的弊病。它會獲得人們的讚揚，並因而成為能夠與政治、立法、司法相互抗衡的「第四權」。
不過到了今天，政治與社會的上述結構早已出現了根本的改變，由於媒體的商業化角色加強，而政治則因民粹主義趨於抬頭，於是，一種擬市場或泛市場的「市場民粹主義」遂被滲透到了媒體中。近年來，許多國家的媒體都愈來愈傾向於往「讀者要看甚麼，我們就登甚麼」，而不是「根據新聞專業紀律和尊嚴，應該登甚麼」的方向移動。這是媒體「脫自主性」的開始，它不再是一個古典的「公共領域」，而成了新形態的「市場」。這種「市場」的比喻，其實也滲透到了政治之中，因而遂有了「政策行銷」、「意見市場」之類的說法。這時候，任何一種卑劣的政治人物只要能煽動起民粹主義，它就會被轉化成對媒體生存權造成極大威脅的生存壓力。美國「九一一」之後，愛國民粹主義當道，有極多電視節目主持人、電視節目、媒體專欄作家，甚至私立大學教授，就因為發表了不是那麼悅耳的意見，而遭遇到有如暴民般民粹主義的壓力，而被媒體和大學校董會所解聘。當民粹被隱藏在市場中，它對媒體就成了比古代專制政府更可怕的敵人。「紐約時報」在一九六○年代敢於忤逆白宮及五角大廈，刊登被禁止刊登的國防密件；「華盛頓郵報」敢於揭露水門真相，但在伊拉克和委內瑞拉問題上卻甘於淪為「共犯」，這顯示的乃是媒體敢於向有權力者挑戰，但面對有民粹式暴民護體的統治者，它們的道德勇氣也不得不自動收斂了起來。這種躲藏在市場機制裡的民粹法西斯，已整個的改寫了政治及媒體的發展史。十九世紀政治理論家所擔心的暴民政治，已經以另一種形態在廿一世紀出現。它所影響到的不只是媒體而已，甚至還包括了同樣重要的法律。法律的民粹化和媒體的民粹化，乃是廿一世紀政治沉淪的兩大主軸。
遲來反省勝過毫無反省
因此，最近媒體耆宿華特．克朗凱在「告別專欄」裡要求報紙注意自己的「歷史看守者」角色；美國兩大頂級報紙「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皆羞愧的自我批判，揭露出它們過去向民粹法西斯投降的不名譽經驗，這雖然是遲到的自我反省，但它總勝過毫無反省。由美國的例子，也顯示出，對廿一世紀的媒體和媒體人，不向民粹法西斯屈服，乃是多麼迫切而嚴肅的問題啊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菜鳥記者的新聞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