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研究生的唬爛研究室

受到自由化思維的影響，台灣政府自80年代後，在媒體產業與教育政策兩方面，皆大量開放新的媒體與教育機構進入所謂的「市場」經營之。然而時至今日，台灣媒體卻被逐漸視為亂象，而過量開放的教育問題亦逐漸開始產生不良的影響。就此，本研究欲從既往的理論文獻與實際的傳播教育文獻資料，來探討台灣新聞傳播教育的機制，受到哪些整體社會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的影響。進而希望能夠提出反省與修正的意識與思維。

關鍵詞(keyword)：傳播教育、教育市場化、學術資本主義、文憑社會

 

 

　　80年代末以降，台灣島內的各種場域皆面臨（或者說浸淫）在一股開放的風潮之中。1987年7月國民政府宣布解嚴、1988年1月報禁解除、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3年7月有線電視合法化，在經濟起飛與政治的逐步民主開放的同時，也帶動著台灣媒體產業的「開放與發展」，而今造就了上百個有線電視頻道，與數不清的報紙雜誌等平面媒體。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情況看來，媒體產業發展似乎前途光明一片大好。

 

　　於此，在同一時間，開放的風潮也吹向教育領域之中。1994年4月10日「教育改革行動」後，政府為了「回應」民間「廣設高中大學」的呼籲，同時，亦順應了80年代以降國際間新自由主義浪潮崛起與高等教育逐步開放的變遷（戴曉霞，2002），逐步的開放許多專科與技職院校升等為大學。由教育部之統計數據得知，近十年來大專院校學校總數淨增加28校，在這之中，雖然專科學校大幅減少57校，但大學校院則劇增85校之多，而其中有大部份便是來自於私立學校之增設及專科學校升格改制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教育部，2004）。更新的資料顯示，台灣至今已有162所大學大專院校，就光是碩士班總數，就從85學年度的702所，暴增到94學年度的2548所，這十年增加了1846所，成長率達3.6倍以上。學生總人數（包含博士班、碩士班與技職教育體系在內）更是從85學年度的795,547人，增加到94學年度的1,296,558人，十年增加了501,011（大學生增加了600,811，專科生卻減少了231,951）人，成長率達1.6倍以上（教育部，2005）。

 

　　在傳播教育方面，據統計，臺灣新聞傳播系所的數量，已由1970年前的4校5系所，發展到2000年的24校70個新聞傳播相關係所。在這之中，又以1991~2000的十年間，為臺灣傳播相關系所發展最蓬勃之時期，此一時期中，總共有49個系成立，占1954年以來成立系所的七成（翁秀琪，2001）。而今，據教育部最新統計數據顯示，94學年度（2005~2006年間）大眾傳播類的大專院校「在校學生」總人數為24,002（男8,774 / 女15,228）人，計有博士班75（男30 / 女45）人、碩士班1934（男825 / 女1,109）人、大學部21234（男7,538 / 女13,701）人、專科生754（男381 / 女373）人。93學年度大眾傳播類大專院校「畢業生」總人數則為4852（男1,590 / 女3,262）人，博士班7（男3 / 女4）人、碩士班404（男180 / 女224）人、大學部4,040（男1,238 / 女2,802）人、專科生401（男169 / 女232）人（教育部，2005）。查以上數據，新聞傳播科系在台灣的發展，雖並非最為熱門，然亦相當可觀。

 

　　就此，當前台灣新聞傳播系所百家爭鳴與繁榮的發展景況，或許的確可被稱之為台灣傳播學門的「眾聲喧嘩」（夏春祥，2002）。而若觀察此般景況其風起雲湧之歷史進程，並且比對發展之數據，同時並觀察台灣政治經濟局勢、媒體產業之興起與教育政策之引導，則「開放」已可謂成為必然之發展趨勢。

 

　　在這一段歷史時期內，無論是教育領域或是媒體領域，同時間內皆充滿了一股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浪潮。開放、解禁、去管制、市場化、自主與自律等，這類名詞與思維充斥在近年來的媒體產業與教育政策之中，並且深深的影響了台灣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一般生活。但是，這是個好的現象嗎？

 

　　大學的開放降低了學生進入大學就讀的門檻，而媒體的繁榮景象亦使得許多莘莘學子受到外表看似光纖亮麗的明星、主播、記者的生活而深感羨幕與興趣。在這樣的環境背景與趨勢下，學校與媒體產業間同時並進的連結，似乎造就了大量人才供需的繁榮景象。然而，回頭向外審視，90年代以後，媒體市場逐漸過度膨脹，媒體競爭壓力日漸增大。學者管中祥（2004）指出，臺灣的媒體密度大概是全世界最高的，很少有這麼小的市場規模，卻存在著數十家報紙、一百個以上的有線電視頻道，二、三百家地上、地下廣播電臺。解嚴以來，廣播政策遵循「市場放任」原則，缺乏整體規畫，迫使電臺之間弱肉強食，必須依附大型電臺或被地方政治和私人經濟利益所把持，使得電臺失去原有設立之目的。而環視目前的有線電視市場，雖然有上百台的節目，也有八個新聞台之多，結果每個新聞內容沒有什麼不同，談話性節目一堆口水，不是負面選舉就是情色話題，或是一窩蜂爭吵的節目（曾國鋒，2004）。然而，這只是其中幾個問題。

 

　　除了上述問題之外，新聞工作者參與談話性節目的角色錯置、SNG車與現場連線報導的濫用、現場轉播記者的語無倫次、錯字的頻率過高、屢屢用新聞時段報導該台新戲劇節目與該台新活動的新聞廣告化、過度的置入式行銷、大量為求畫面精采而刻意安排的事件還原畫面與電腦動畫、對於網路消息的大肆抄襲與未經查證的加以報導等。這些都在在的顯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生存競爭，逐漸成為台灣媒體發展的重擔。而這些媒體與記者的問題，也逐漸成為市民茶餘飯後的評論與批評對象，批評媒體與記者已成為常態。

 

　　在這樣一個媒體環境背景之下，學生們仍懷著各種不同的理由與目的，懵懵懂懂地進入傳播學院就讀。在這之中，有的學生，也許抱著希望能夠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媒體工作者的遠大抱負；有的學生，則因為聯考制度的設計，無意間進入他完全意想不到或毫無興趣的科系就讀，對他們而言，新聞傳播系是個陌生的領域，進到該系只因為考試分數剛好；或者只是因為「新聞系」招牌看似響亮，而被盲目的虛榮吸引入學。就這樣，學生在種種的家庭與社會背景、聯考制度的影響下，有意無意的進入新聞系、大傳系與廣電系、廣告公關系就讀，成為傳播學院大學新鮮人。然而外頭的世界，卻也同時正在進行一連串資本主義必然的競爭與廝殺。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時，也卻有媒體人坦承，新聞媒體工作的就業市場，並無容納每年2000人的傳播科系畢業人口的需求（陳騰芳，2003）。「畢業即失業」這句話，亦同時影響與刺激著台灣的大學乃至於傳播科系的學子們。

 

　　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新聞傳播科系的學者與老師們，逐漸開始憂慮台灣傳播教育的發展與未來，並對於傳播學門的教學課程與學術知識開始進行反省與討論。「傳播學的正當性危機」（新聞學研究編輯部，1996）這樣的焦慮，除了關乎新聞傳播領域的學術知識定位與發展外，同時，也呈現在學生的畢業就業問題、學校科系的生存問題之上。而每個學校的傳播科系為此，亦開始發展許多生存策略，吸引學生、教育學生與進行研究發展。

 

　　但是，在當前這樣一個不穩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不比從前且已飽和媒體市場與持續開放的教育政策下，台灣新聞傳播系所的學生，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所處的的系所與未來的就業環境？而家庭與社會乃至於學校與老師，又是以何種思維與意識形態影響學生對於新聞傳播知識與就業環境的想像？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乃在於：即便環境如此惡劣，每年仍有為數不少的學生成群結隊的成為新聞人或傳播人。然而，在此「眾聲喧嘩」的景象背後，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每年仍有大量學子選擇新聞傳播相關系所就讀與學習。以及，陸續新的新聞傳播科系改制與增設，與影響新聞傳播科系學生的社會普遍思維，這樣的現象，是什麼樣的政治經濟抑或是社會文化思想因素所造成的？而此般「眾聲喧嘩」或「百家爭鳴」的現象如果在當前台灣的教育體制下持續下去，又會對於台灣的傳播高等教育與傳播研究發展產生什麼問題與影響？

 

　　因此，本研究欲問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因素」在影響學生對於新聞傳播的認識，以及對新聞傳播教育的想像與認知？這些影響的因素（諸如家庭、社會、媒體企業、校方與系上），又是以「何種思維、方式與政策策略」，影響這些傳播科系的運作？而當今的台灣新聞傳播高等教育又因此而產生了哪些問題？於此，本研究首先提出與描繪當前已於社會或媒體上呈現的「現象」，爾後，加以政經結構與社會文化兩方面的理論嘗試評析解構之，並整理台灣乃至於華人傳播學界對於傳播教育的批判反思與看法，試圖解釋前述呈現之問題與現象，重新思考教育問題的根源，並且冀求能成為引發台灣與華人新聞傳播教育的思想與制度改革。

 

 

 

　　傳播教育與學術研究的發展隸屬於整體高等教育的一環，也因為如此，高等教育的政策變遷與變革，定會影響傳播教育的本質與方向。就此，在探究台灣傳播教育的問題之前，必須先了解台灣高等教育，甚至於是全球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與狀況，以及可能影響高等教育發展的社會意識形態。在此，本研究整理兩種鉅視觀點，以探究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可能影響台灣高等教育的社會意識形態。爾後，再對傳播教育本身進行探討。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觀之，當前台灣乃至於全球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乃是由於資本主義與商業邏輯，開始逐漸對教育體制形成影響，進而促使教育制度往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與新自由主義的思維邏輯進行調整或靠攏，導致教育與研究的商品化與市場化現象。

 

　　高等教育市場化之因，學者戴曉霞（2000）指出，乃由於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趨勢所造成的。大學教育在早期，大學高等教育原有的經費與資源大部分來自於國家的補貼，但自大眾化之普及趨勢展開後，卻因此使得國家與政府的財政與資源分配日益沉重。為了減輕政府財政的負擔以及確保公共資源的合理分配與有效利用，遂開始解除管制、賦予高等教育機構更大自主空間，並且將市場機制引入高教育，使競爭引導教育機構回應市場需求。大學教育市場化意指為政府放鬆管制，將市場邏輯引入高等教育，讓競爭與價格機制引導高等教育機構回應市場的需求，以增強彈性、提升效率。

 

　　以此，戴曉霞（2000）並且認為，市場化對於高等教育所產生的影響為：

（一）就經費方面，在解除管制並給予學校更大的財務自主權同時，以往由政府提供的高等教育經費也隨著大幅度刪減。

（二）就學費方面，因為政府經費的刪減，大學校院必須提高學費以為挹注。原來分配給高等教育機構的經費，部分轉而以獎學金、學生貸款、教育券等方式補助學生。

（三）就行政管理方面，競爭市場對生產效率的強調，導致大學校院的經營日趨企業化。

（四）就人事方面，在提升學術生產力及刺激學術人力市場競爭的大前提之下，高等教育機構的終生聘用制度受到空前的挑戰，大學教師在教學和服務方面也將接受嚴格的評鑑，也因此導致評鑑制度合理性的爭議。

 

　　然而，卻也有其他觀點認為市場化對於教育與社會皆有很大的幫助。此類觀點指出，大學教育的市場化，以及大學與市場接軌，一方面可以打破政府的壟斷讓教育呈現多元化發展，二方面可打開學生入學市場與強化就業市場的供需，三方面，則可促使產學合作，知識理論的成果能夠結合應用並且推廣至社會（謝安邦、劉莉莉，2002）。

 

　　然而，回到批判性的觀點上來看，教育市場化其中最大的影響，可能就是高等教育的商品化與工具化，以及贊助者將可能過度干預大學運作，對於大學自主性造成傷害。商品化者，乃是教育與研究機構本身為求經費資源與利潤，而成為企業或資本家的勞工職訓機構與研發顧問單位，教育學生與研發知識成為一種交換價值的形式；工具化者，則在於學術知識的生產與教育訓練的目的，是為特定政治或商業領域而服務。此二者，可能會使就業市場較大的知識領域將相對有續存與發展的空間，然而基礎研究與學理性質研究、哲學思考與人文社會藝術思想的學門科系，所分配的資源則愈加稀少；而高等教育知識領域的人才培育，亦會因市場對於人才的需求與商品化工具化的情況，而產生失衡的問題。另外，知識、學位、研究的商品化以及市場導向對利潤的強調，也可能會與促進人的自覺、主體性及自我實現等大學教育的原始目標產生衝突（黃俊傑，1997；轉引自戴曉霞，2000）。

 

　　與此，在高等教育的學術研究面向上，Slaughter與Leslie（1997）亦將這種由市場需求來決定學術研究的主題與方向是否變成主流的現象，稱之為（academic capitalism）「學術資本主義」（洪裕宏，2004）。此一專有名詞所指稱者，乃為因應政府對於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逐漸下降，大學與商業界、政府間的關係逐漸結盟，其中的研究者必須進行商業的、應用的與策略性目標導向的行政研究，並且爭取技術轉移與合作，或以招募更多願意支付高額學費的學生作為作為資金來源。也就是說，此類為「爭取資金與資源的市場式策略者」稱為「學術資本主義」（陳伯璋，2005；Slaughter & Leslie，1997）。

 

　　根據以上諸種說法，表現在實際作為上，則捐款或提供大學獎學金者對於對於大學的自主性，更可能會因「拿人手短」直接間接產生一些利益條件之交換，使大學聽命於產業界之需求或利用資源獲取為其服務之勞工（例如，「東森媒體集團在校優秀學生建教合作辦法」中，有關受獎者報到、任用與權利義務之規定^（１），受輔助金輔助者須入東森集團服務，且須簽定切結書而不得違反簽訂合約中之規定，否則悉依照切結書中規定處理。），而失去大學教育原本應具有追求真理與知識的本質，與培育以人為本的獨立思考判斷精神，以及人格陶冶的原始意義。

 

　　而今，對照高等教育市場化與學術資本主義，台灣最明顯的例子，是教育部每年暑假之前，一波波的學費制定政策的轉變，而近年無論公私立大學，台灣的大學皆面臨著調漲學費的壓力，同時國家亦以各種獎勵補助計畫引導學校發展特定學科領域，教育部亦欲以SCI、SSCI等學術論文期刊資料庫，作為大學院校學術評鑑的量化指標。而在業界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則是東森媒體集團於2004年欲提供政治大學學生獎學金的同時，其總裁在雜誌上的一篇〈不要跟我講你的專業，Show Me The Money！〉專訪（郭奕伶，2004）。此一專訪的刊登引發了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反對聲浪，該院師生甚而以投票表決之方式，拒絕此一媒體集團所提供的獎學金。若比對該篇雜誌專訪裡的文字，與東森媒體集團提供獎學金，及近年來該集團大力與各級職業和普通大專院校進行產學合作的種種動作，不難發現商業私人機構正欲意透過此類機制深入大學校園招募員工與修正社會大眾對於其企業形象觀感的思維與野心。

 

　　也因此，我們或許必須要詢問或質疑的是，在台灣的傳播教育領域之中，教育市場化與學術資本主義是透過何種方式與手段，侵擾整個台灣傳播學術與高等教育體系？國家與產業界，扮演了何種角色？以及其所可能，對學生、老師與研究者，以及學校系所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上一小節所討論的，乃是教育體制背後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發展的問題。然而於此同時，會造就這樣一種政治經濟結構性發展的問題的背後，也似乎有著一股社會文化的意識形態因素在影響著教育體制的發展。

 

　　在台灣，為何人們競相求取高學歷？為何台灣的新聞傳播研究所，每年總是有一、兩千人想要報考，而大部分的入取率只有3%之多？但是，學歷真的能夠成為保障嗎？高學歷等於高收入還是高失業率呢？高等教育學歷有用與無用論的爭議，也在近年逐漸成為社會普遍討論的話題之一。

 

　　學歷文憑到底有沒有用、教育的意義到底為何，一直以來是任何一個現代化社會爭論不休的話題。在台灣，戰後嬰兒潮以後的世代，也就是所謂的六年級生與七年級生，尤其在生長在都市裡的台灣人民，應該多少都經歷過從小就進入補習班、放學後繼續留校課後輔導的日子。這些人也應當會有這樣的經歷；在90年代以前，國中生到了國二升國三就必須依其成績，進行能力分班。學校會將最好的軟硬體資源（諸如師資、冷氣等）放在所謂的A段班上，督察來校視察學校還會通知班上趕緊恢復原班上課，掩護能力分班的事實。這個世代，身為戰後嬰兒潮世代的父母總是希望兒女能夠脫離貧困，望子成龍、望女成鳳。

 

　　就此，台灣社會一直有所謂「升學壓力」與「文憑主義」的現象存在著，然而這樣的現象的原因，有著何種的社會與歷史因素？黃春木（2004）指出，二次戰後台灣的社會出現強大的升學主義壓力的原因有五項因素：1.中國科舉文化傳統因素、2.現代化所形成的功績主義、3.戰後台灣社會的經濟起飛使得家庭經濟條件獲致改善、4.高學歷所帶來的實質經濟與社會利益的改變、5.升學機會的增加與升學考試的公平性。在這些因素之下，有識之士為了改革這種他們視為壓迫學生的亂象，90年代以降便開始產生一波波教育改革論述與行動。

 

　　那到底什麼是升學主義？張郁雯等（2003）整理前人文獻，認為「升學主義」是一種「非理性的升學意願」。而這樣一種「非理性的升學意願」，是基於（1）非為了獲得「合理的教育」而升學，可能只是為了升學而升學或者家庭的期望與要求，漫無目的的求取高學歷；（2）為了升學，個人與家庭都必須付出某些代價，比如個人必須犧牲身心理的發育與學習其他生活知識與技能的可能性；（3）為了達成學生個人升學的目標，社會與學校亦付出一定的代價。例如，社會與學校體系會以鼓勵學生繼續升學為主要價值，補習班與無限制、扭曲的課後輔導課程成為學生與學校的生活場域，升學率與唯有讀書高的思維成為主流；（4）當學生個人的升學目標達成後，卻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亦不見得對個人生活與生存有所幫助，導致對社會與個人的不良影響。

 

　　然而，這樣一個思維，背後亦似乎關乎著一個所謂的「文憑主義」或「文憑社會」的存在。Collins認為，學校是一種傳達複製文化與階級的機構，留在學校是為了換取某種維持階級支配的一個場域。我們一般人普遍會認為，透過學校的教育訓練與文憑的取得，可以使我們獲得生存機會的專業技能，多數學者亦認為教育在社會流動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然而事實上，大學的畢業證書或各類證照文憑，都是為了服務、維持或形塑特定特權階級（Collins，1979；劉慧珍等譯，1998）。也就是說，學校的教育與學習過程，其實只是為了提高特定專業（知識與職業）的地位，以作為專家和非專業者之間的屏障，學業成就是用來保障既得利益團體和中產階級罷了。這也就是說，教育是一種用來壟斷與限制進入有利職業的人為設計（吳璟，2001）。

 

　　然而，Collins所提「文憑社會」的概念，其內涵同時包含「教育商品化」與Bourdieu的「文化再製」的概念。「文憑社會」與「文化再製理論」都提及了學校教育的功能與角色，Bourdieu的「文化再製理論」所探討的，是上層社會或統治階級，如何運用所謂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維繫社會階級的分別，並且藉此傳達或複製符合統治階層的階級利益與意識形態（轉引自吳耀明，2004）。

 

　　Bourdieu認為，文化再製的過程，是透過在「場域」（field）中的參與者的以其不同「習癖」（或譯「生存心態」，habitus），競逐該場域所屬的「資本」（capital）而來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則是身處其中的一套參與者默認的遊戲規則，它能夠使得文化再製的遊戲「合法化」。也就是說，在學校的場域之中，不同社經地位家庭背景出生的學生，會因為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在生活、學業成績表現、語言表達能力..等等方面皆會有所不同。而此類相異的「習癖」所造成的差異，會使得不同社會經濟地位背景與階級的學生在取的學業文憑等所謂的「教育資本」上，有所差異。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學校所教育與傳授的意識形態，也同時的複製與傳授以主流優勢階級的意識形態為主的知識與思想（轉引自魏宗明，2001；吳耀明，2004）。

 

　　也因為如此，了解「學校」這個「場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複製、傳授的意識形態與知識內容，就變的極其重要。又或者說，我們必須要問的是，台灣的「新聞傳播教育」本身，複製了什麼樣的台灣在地脈絡的社會意識形態與階級意識？我們甚至也必須要問，從西方而來的「新聞學」、「傳播理論」在台灣的傳播教育背後的知識論是什麼？以及，了解這些新聞傳播系所成立的用意與宗旨、實務技術課程中台灣在地脈絡的意識形態與思考，甚至是台灣傳播學門的教師與研究者，其所學背景與新聞傳播專業知識背後的認識論與意識形態是什麼？

 

　　另外，我們也必須同時對照媒體實務業界的後設思維與意識形態。觀察台灣新聞傳播系所的教育思維與實務業界同，或者，實務業界以何種方式，透過學校在生產它的意識形態與後設思考？

 

 

　　上兩節，透過政治經濟學觀點與階級社會文化觀點的探討，並且參考將幾個可能的理論因素據以討論之後。我們必須回顧台灣新聞傳播學門乃至於美國新聞傳播學門，該科系的教育與研究發展歷史，並且談論當代社會高等教育體制的發展與社會對於新聞傳播教育的認知，以及該學術領域之教師與學者對於該領域本身的後設認知與認識論，以建構概略的新聞傳播科系認知圖像。

 

　　就此，關於台灣的高等教育制度乃至於新聞傳播教育的教學與研究發展，近幾年來已開始有諸多學者與老師進行各方面的研究討論。在傳播領域內，有的學者，從實務工作的勞資爭議問題，反思新聞與傳播教育的實質內涵（馮建三，1994）；有的學者，比對分析國內外大學傳播系所的課程安排，從學校課程的設計與安排，進行傳播教育的再思考（潘家慶、羅文輝、臧國仁，1996；王石番、陳世敏，1996；陳世敏，2000）；有的老師，則針對傳播教育的教學方法與內涵，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換（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林靜伶，1996）；部分學者，從新聞傳播教育的本質、理論與實務之爭，以及大學教育的理念，大學與社會間的關係，反思與重探台灣新聞傳播教育的出路（臧國仁，1998；鄭瑞城，1998；陳韜文，1999；馬成龍，1999；林念生，2000）。更有的老師與學者，重新審視新聞與傳播研究的起源與發展，從歷史的角度與學術知識研究如何發展的觀點，探討台灣傳播研究與教育的展望與未來（須文蔚、陳世敏，1996；林福岳，1997；程宗明，1998；翁秀琪，2001；林麗雲，2004）。

 

　　綜合以上所談論的文獻中，從批判的歷史與結構角度觀之，台灣新聞傳播教育與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的發展，乃是一種從實務出發，依附於美國、國民政府黨國體制與商業媒體產業發展的學術知識與教育體系。台灣的新聞傳播高等教育、學術研究與媒體結構環境，自發軔以來，即受到黨國的政治力控制與影響（管中祥，2004；林麗雲，2004）。至今，因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開放過程，政治力影響雖然逐漸退去，但取而代之的，卻是財團的經濟力影響。從早期台灣新聞傳播教育是為黨國控制而復設立，爾後則為反攻復國、國家發展培育宣傳人才與學術研究，到如今新自由主義的引進政府開始以私有化為政策而以市場為依歸，部分學術機構與人才開始為媒體企業培育生產人才與進行研究（林麗雲，2004），台灣整體的新聞傳播教育，一直處於特定政治經濟體系的從屬地位與框架。

 

        而從台灣新聞傳播高等教育的本質來看，則臺灣新聞傳播教育理論與實務之爭亦由來已久。由於早期所開設的新聞系所，其系所開設宗旨與課程規劃，即是以訓練報業實務人才為目標（鄭貞銘轉引自謝然之，1999）。無論是民國十三年創立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合民國十五年復旦大學新聞組，或者是民國四十四年在台複校的的政大新聞系，皆是以培養新聞專業人才為目的。但這卻與傳統的西方大學教育理念有所差距。

 

　　從傳統大學教育的目的來看，鄭瑞城（1998）指出，知識的創造與傳承、人格之陶冶是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大學教育必須在知識及人格教育上求其完整、平衡，並再知識及人格兩面向內外亦各求其完整、平衡，才能達致全人教育知本質。傳播教育之理亦同。林念生（2000）亦指出，早期英國的高等教育是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傳授學問、培養社會精英階層之場所。之後，逐步演變為如德國、美國倡導以學術研究為指導理念，發展知識與培養人才之大學教育。

 

　　這種通才教育的理念，大部分為身為新聞傳播教育的學院派老師們所接受，但是部分記者編輯等純實務出生或業界線上實務工作者兼任之大學實務課程教師，或者希望學生畢業後即可上手的「媒體業者」，卻認為技術訓練才能夠使新聞傳播系的學生獲得實質的技能，使之能夠立即上線工作。這樣的爭論，在90年代美國高等教育大量裁撤新聞傳播系所時，更為激烈。而這些激烈的討論在台灣所呈現者，諸如以下種種論述。

 

　　以新聞傳播教育應著重實務訓練論點方面，馬驥伸（1993）綜合許多學者專家以及業界人士的看法後指出：

一、新聞傳播科系的課程安排與實務訓練無法切合實際需要。

二、新聞傳播科系的教育偏重理論，而對實務訓練的課程安排與教學頗為不足。

三、新聞媒體希望能用的新人，是能夠立即上線及時表現的能力，但是新聞傳播系所的學生卻無法如預期的馬上為業界所用，增加業界在職訓練的成本。

 

　　新聞傳播學界面對著上面業界的幾點質疑的同時，亦受到來自其他社會以及人文等領域的學界所質疑。尤其是面對其他領域學術界直指新聞傳播是「專業訓練」而無「學術（scholarship）」成分的質疑，更使得新聞傳播學界產生了領域的「正當性」危機（臧國仁，1998）。另外，國科會將原先已從社會學門獨立分類的傳播學門，再次的納入社會學門之下，亦引發了臺灣傳播學界對於學門定位的廣泛討論。^（2）

 

　　在這樣的危機之下，部分新聞傳播相關係所的老師們，面對實務界的質疑仍堅持著新聞傳播教育是為一通才教育的基本方針；而面對其他領域學術界的質疑，則更以實際的行動，嘗試建構一個完整的傳播學術社群，並且努力的建構一套有系統的傳播知識體系。

 

　　也因此，有陳國明（2001）認為，由於系所競爭激烈，加上市場有限，以實用取向來吸引學生，冀求以速成的技藝傳遞來幫致學生畢業後，能輕易謀得糊口之職的號召。如此造成一窩蜂往媒體相關方向跑的畸形發展，使整個傳播教育領域，像是技工訓練所。學校給予學生適當職業訓練，是無可厚非且必要，但過度實用取向，已嚴重損害一個完整教育理想實現。陳國明（1999）亦認為實務為主的教育，缺點在於學生所能獲取的工作位階與待遇較低，更由於缺乏思想性課程的薰陶，創造力與批判思考不如其他科系學生，因此潛力部亦在工作上適當發揮，於是競爭力薄弱升遷速度亦較遲緩。

 

　　馬成龍（1999）亦認為，在以就業為依歸的教育環境下，傳播系所的課程也漸漸從人文教育邁向職業教育。另外，一旦傳播教育淪為短期職業訓練班，傳播系畢業生沒有一套深入的傳播觀念，如何在新科技時代負起傳播領導者的責任？他認為，學校行政主管所謂的「滿足市場需求」說穿了，只不過是為了滿足校內的開課市場，而非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市場。他強調，人文素養不可偏廢，傳播科技不管發展到什麼地步，總還是需由人來控制管理，一個傳播系畢業生除了要懂得表層的作外，還必須對使用的科技有分析批判的能力。

 

　　鍾蔚文等（1996）則認為，過去傳統傳播教育過於偏重「陳述性」的專業知識，使得傳播教育無法滿足或反映大學殿堂之學術要求。而實務的訓練與聯結應該重在培養策略知識，幫助學習者建立因時制宜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非灌輸在某一特定情境下的工作準則。否則，「實務課程」和刻板印象中的「理論」無異，都淪為教條式的傳授。其強調，我們應該對學校教育的功能和角色有合理的期望，但毋須期待學校能夠供給一生可用的標準答案，也不該期望學校畢業生一出校門立即具備在某一特定情境適用的知識。學校中的傳播實務課程，不應只是實務界的翻版，或依實務界的標準打造。實務課程如果只跟著實務界走，就永遠無法發揮學校的功能，改造實務。馮建三（1994）更主張，傳播教育的課程內容，應納入工會意識的養成，工會問題與歷史的探討，讓將可能成為線上記者編輯的學生在學校求學之際，瞭解工作可能面臨與如何面對的問題，以此，人民福祉也可能就更增加了幾分可能性。

 

　　由上可以瞭解，許多台灣新聞傳播系所的學者與老師皆認為，新聞傳播教育中，所謂的「理論」與「實務」課程不可偏廢，但亦不能因為所謂「媒體市場的要求」，即將課程設計傾向重實務而輕理論。而這種「理論」與「實務」的檢討與反思，由上述文獻與前節討論可得知，似乎亦與當代台灣傳播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變遷、學術資本主義的興起、文憑社會與文化再製有所關聯。這其中，「與社會（或實務工作）是否能夠接軌」、「是否應回應市場之需要」、「新聞傳播教育的技職取向」等，一直是傳播教育相關論述的關鍵核心問題。

 

　　由此觀之，觀察台灣新聞傳播學門的發展，以及對於台灣新聞傳播學門內的影響因素。本研究認為，新聞傳播學門作為一個高等教育學門，其本身因為學分發展的歷史因素與學門本質具備強烈的實務應用導向，於此，便存在著與大學教育理念與基礎學科發展的衝突與不安。然而於今，新自由主義開放政策下所產生的大學教育市場化、商品化與學術資本主義，將因為學校對於研究與學校經營資源的需求，讓國家與產業界更可以大肆介入，造成大學獨立性的消逝，讓學校更成為職業訓練所，老師、教授成為教學機器與學術長工。更由於整體台灣社會的文憑主義思維以及升學主義壓力，學生長期以來無法獨立與自由思考，不知為何而念也不知未來要如何爭取，更因為社會對於文憑的重視，高學歷成為只是一個易於取得工作的工具，大學的理念也逐漸的扭曲變形。

 

 

　　根據研究者於2004年一份訪談台灣新聞傳播院校中的學生與老師後所得之初步研究分析結果，該報告共歸納出五個面向、二十個當前的台灣新聞傳播教育問題（林靖堂，2004）⁽³⁾。以下為該研究所整理發現的台灣新聞傳播教育問題：

 

一、從「台灣當前新聞傳播媒體環境」面向來看：

　　(一) 「市場的過度競爭、強大的組織壓力與新聞室控制」

　　(二) 「無良好的媒體典範可供學習」

 

二、從「學校對於課程規劃與課程內容的設計」面向來看：

　　(一) 「新聞專業性概念的教育有執行確實的疑慮」

　　(二) 「專業自主權與勞工意識教育極度缺乏」

　　(三) 「實務與理論及人文通識課程能否調和？」

 

三、從「師資」面向來看：

　　(一) 「師資熱誠與自我檢討的逐漸喪失」

　　(二) 「業界線上工作者之兼任教師教學態度與品質不穩」

　　(三) 「師資觀念對於專業自主權與勞工意識概念的缺乏與忽略」

　　(四) 「以業界之市場邏輯與市場導向新聞學之觀念灌輸學生是否正確？」

　　(五) 「師資人力的不足，以及教師的授課安排是否符合其專長領域？」

 

四、從「學生」面向來看：

　　(一) 「學生自我興趣與對新聞傳播領域認識不足」

　　(二) 「學習態度與動機不足」

　　(三) 「專業知識與精神無法內化」

　　(四) 「學生茫然無所知」

　　(五) 「生存壓力、組織壓力與新聞室控制致使學生入社會後主動放棄學校

　　　　　所學」

 

五、從「學校的定位與大學傳播教育的本質」面向來看：

　　(一) 「教育部大量開放新系所成立，開設新聞傳播系所成為風潮，新聞教

　　　　　育品質有下降之虞」

　　(二) 「學院重視實務技術訓練，而逐漸忽略人文社會歷史等通識素養之訓

　　　　　練」

　　(三) 「台灣新聞傳播教育工具化持續進行」

　　(四) 「單一學院，資源不足以提供多元師資之教學與研究」

　　(五) 「學校自我定位為職業訓練所，逐漸喪失大學教育本質」 

 

　　以此，這項研究所得之現象結論與本研究前述之「政治經濟學觀點」和「社會文化階級觀點」，以及台灣傳播學界對於台灣新聞傳播學術與教育的反思與檢討，相互對照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台灣新聞傳播專業教育與學術研究的發展，確實無法脫離台灣高等教育的政策與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的影響。

 

　　在2004年的研究中，該研究所歸結之「學校的定位與大學傳播教育的本質」此一面向所敘述者，事實上受到了台灣整體的國家高等教育政策與執行的影響，實為本研究「政治經濟學觀點」中所討論，高等教育市場化政策與學術資本主義籠罩下，直接導致的現象。同時，亦在「師資」的面向上，讓新聞傳播院校的師資，產生研究與教學工作過量的現象，以及對於研究與教學工作熱忱的逐漸喪失。

 

　　而「台灣當前新聞傳播媒體環境」與「師資」、「學生」三面向，則與「社會文化階級觀點」相關。台灣新聞傳播媒體的競爭環境，讓部分從業界而來的老師對學生「再製」實務業界的商業競爭思維；以升學主義導向為主的台灣中學教育體制與對於文憑社會的追求，亦讓許多學生與家長迷失在高學歷高就業率與高薪資的迷夢之中。學校對於商業媒體環境的文化再製，亦將可能掩蓋了台灣新聞傳播工作的過度剝削與媒體工作環境過度飽和的真實情況，使學生對新聞傳播工作有錯誤的認識與追求。

 

　　政治經濟觀點的學術資本主義與階級社會文化觀點中學校對於商業媒體運作思維的文化再製，在「學校對於課程規劃與課程內容的設計」面向上，更強化了該學校成為商業媒體職業訓練所的可能，亦導致其所培育之學生更可能成為順從老闆商業思維的勞動機器，畢業後自動放棄學校所學的一切新聞倫理與專業素養。

 

　　換個角度而言，升學主義與文憑社會所造成的意識形態與實際壓力，致使得學生無法主動思考自己學習的目的，而被他人簽著鼻子走。並且，在此般意識形態與社會壓力的普遍思維下學生亦容易將大學教育甚至研究所教育視之為「就業跳板」。學生亦主動不自覺的將大學傳播學院視為是媒體工作的職業訓練所。

 

　　於此同時，在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下，高等教育的市場化與學術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影響，亦導致著大學院校等教育機構，教育與研究目標的改變。學校也必須選擇是否與實務業界有更強大的連結，或者是更屈服於國家的介入，才會有持續生存的可能性。這對於學校老師的教學與研究上亦有重大影響，如此，更形強化或者說是再製了傳播院校是為職業訓練所的可能。周威同（2002）指出，即便歐美國家，實用主義亦大行其道，大學教育成為職業預備，其自主性與批判性逐漸凋零，造成大學畢業生功利主義心態且缺乏宏觀視野。以此，學生亦在無自主學習的動機之下，在學校與業界直接與間接的資本主義式的思維邏輯影響下，學生將只是被動的被教育或者說是大量複製為業界的生產或勞動機器，服膺於媒體業界老闆的商業思維邏輯，而將當前已為人人詬病之媒體生態與作為，不斷的複製與強化，惡性循環。

 

　　台灣的新聞傳播教育，在80年代前，受制於威權政體與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的影響，然而，80年代後至今，卻受到所謂開放的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思維邏輯所影響。雖說，新聞傳播教育在美國發軔之初，便是一門實務導向非常重的學科領域，且於今日，實務取向的思維邏輯在研究、在教學上仍有著很深刻的影響。但是，當政治經濟結構的壓縮與社會文化意識的壓抑，尤其在今日新自由主義開放思維，國家與實務業界更容易同時伸手介入學校運作的可能之下，新聞傳播研究與教育的學術社群與所有相關大專院校，若仍不去多加反思自身學門實務本質的侷限性，以及最重要的新自由主義對於高等教育獨立性的侵擾，而加以改變之，則新聞傳播學科的學術領域地位將更加搖搖欲墜（雖然已有眾多新聞傳播學者與教師開始意識問題的嚴重性，然仍不足）。而在此之下，無論是辛苦進行研究與教學的學者與老師，或是作為在此一學科領域下求學的莘莘學子，以及依仗主流媒體獲取資訊與娛樂的社會閱聽大眾們，皆將會是最大的受害者。

 

 

 

（1）    可參見台灣各大專院校「東森媒體集團在校優秀學生建教合作辦法」等合約中，有關受獎學生報到、任用與受獎學生之權利義務部分條文。

（2）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對於「傳播學門」的歸屬曾有幾度更改： 1984年以前，傳播學門隸屬於社會學門之下；1995 年傳播學門從社會學門獨立出來；到了 2000 年，傳播學門又被歸併於社會學門之中（翁秀琪，2004）。

（3）    該研究之主題，主要是從新聞專業性的概念，來反思與發覺台灣高等新聞傳播教育產生的問題。此研究以深度訪談法，選取台灣8所歷史較為悠久，有完整傳播學院建置的學校作為樣本母體。並且，訪問了樣本母體內的系主任、專任老師與畢業一年的該校學生共計8位。爾後，並對該8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加以研究者本身於大學新聞傳播系所就讀經歷四年的參與觀察，得出該研究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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