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起飛時期，剛好是經濟與社會政策為新自由主義支配的時期（馮建三，2003年1月；97-104）。
這段話是我剛好重溫《傳播政治經濟學》時，馮老師譯後附錄中，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者與文化研究者對話的一段節錄。對照台灣的發展，似乎亦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80年代，台灣政治解放經濟正在起飛階段的年代，政治與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政治經濟學在當時，似曾有些許影響力。在當時，傳政經雖為少數但由於社會氣氛使然，讓許多學子願意投入此一學門領域的知識與行動實踐。
然而，風潮過後，90年代，當政治與經濟等社會結構已然開放，當這些學子畢業工作與出國留學之時，傳政經在台灣的發展亦然逐漸沒落。此時，雖有大量的翻譯與學術文獻出版與問世，然傳政經的實踐行動能量卻無法展現，而陸續願意投入傳政經行列的學子更為少數。
從而，1998成立文化研究學會成立，於今，學子多嚮往研究文化這塊新興領域。若台灣的文化研究有著英國文化研究那般從馬克思人文主義關懷出發的精神，那還可令人接受與欣慰。但，令人憂心的是，多數人學習研究的，卻是早已摒棄文化研究初衷，從馬克思人文主義關懷出發的那套體系。一股研究「流行文化、消費文化」逐漸成為主流，但這樣的研究卻難以從中發現人們如何在這樣的文化之中展現其自主性，從而解放人類自我的反省能力。
這股研究，就筆者的理解，似乎就只是因為一方面，當今消費與流行文化如此之昌盛；二方面，就因為它「有趣」！許多人因為發現到資本主義下的消費與流行文化是如此令人的神迷嚮往，遂而想去探究其迷惑之處，從而沉浸迷醉在這般迷幻之中無法自拔。或者，成為另類的「行政研究」，直接間接的為商業媒體所服務。
是的，比較起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文化研究確實是有趣的多。政治經濟學往往有許多的實證數字，談的是無聊的產權、死硬的國家與結構、批判從而避之唯恐不及的勞工問題。文化研究談意識形態如何在社會文化中展現、人們如何從影視文本中取得愉悅與解放、在文化中談人們如何而自主。但是，政治經濟學難道不重要？
許多學習文化研究與主流經濟學的學者與學生（多數為學生），對批判性政治經濟學不是嗤之以鼻，就是避之唯恐不及。蓋視之為洪水猛獸，或者視之為阻礙自己前程之學術高閣，或只有批判沒有建設。筆者對這些態度與看法沒有意見（誠實一點說，是灰心的感受）。雖然，教授產業經濟學，同時能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陳炳宏教授，曾說過，「選擇研究取徑，不等同選擇立場」（陳炳宏，2005年7月）。但我相信，能夠這麼做到的應該只有少數人。多數人在學習某特定領域之時，便早已被該領域背後之意識型態與立場所影響，難以跳脫。
而今，受到全球皆受新自由主義之影響，受到經濟環境不景氣、工作環境（勞動條件）逐漸惡化之影響，同時亦受到共產主義全面瓦解與北歐福利國家逐漸轉型之影響，主流經濟學與消費流行文化之文化研究早已深入人心。
多數人們認為，管理、行銷與新古典經濟等學，可為自己的前途與未來帶來無可限量之利益而莫不趨之若鶩。他們認為，此為經世致用之學亦無可厚非，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用工作機會告訴人們，其必須利用大量的此等人才得以維持良善運作。
我是否能說，這是一種可悲或是可惜嗎？
閱讀馬克思，我能感受到他對於人類社會的無比關懷。我認為，這位影響人類社會近兩百年發展的哲學家，是發自內心的，對人類社會提出他的改革之道。然而，於今，台灣社會有多少人能夠認識或者學習馬克思對於人們的關心？
看倌也許會對我的這篇感想文提出非常嚴厲而深刻的批判與不屑。認為我是假仁假意假慈悲、認為我這篇感想文是一偏頗之文無可取之處、認為我誤解了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認為我誤會了消費與流行文化的文化研究以及主流經濟學、認為我只是打高空無地放矢的謾罵與批判、認為我這種人將來一定會窮困潦倒一生、認為我的話都是shit也就是狗屎。
Ok，我樂意接受這樣的批評、不屑與指教。當然，我承認，我自己的政治經濟學也沒有學的好到哪裡去，而我對文化研究與主流經濟學亦只是皮毛的認識。但，這是我長久以來，與他人接觸所獲得的回應與感想。我也認為，文化研究有其有趣之處，有其解放與解構權力的行動實踐之能量；我也承認，主流經濟學有時能夠提供一些改革社會與致富經營之道，這些知識確實皆令人垂涎。
但，不才的在下更希望的是，有人能夠更認識與了解批判性政治經濟學的關懷，以關心社會關懷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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