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研究生的唬爛研究室

(本文為台灣記協《目擊者》雜誌9月號邀稿文章原文) 

文／亞典波羅

近年來，由於傳播媒體的變動日趨快速，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台灣的新聞傳播學術界對於熟悉媒體知識的人才需求愈趨增加，因此，開始出現一種現象，有許多的媒體工作者，選擇進入台灣的大學新聞傳播系所任教。

這樣的現象事實上並非台灣新聞傳播高等教育之特例，但往昔，由於受限於台灣高等教育法令師資聘任之規定，以及線上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時間與身分角色問題，泰半線上實務工作者是以兼任或以技術講師的身分，進入台灣的大學新新聞傳播院校春風化雨。不過，與往昔不同的是，近幾年日漸有愈來愈多的線上新聞工作者，從線上新聞工作的角色退下，全心投入成為專職的大學新聞傳播教育工作者。甚而，始有新聞工作者投考國內外新聞傳播大學院校攻讀博士學位，學成後歸國成為正式的專任學術工作者。

或許是一個有趣而值得探究的現象。是什麼原因使得愈來愈多的新聞工作者，選擇離開自己最為熱愛或者曾經最為嚮往的職業，而來到一個新的工作場域？又他（她）們為何會選擇這樣一份學術工作者的職業，來作為其往後人生的生涯規劃？而這些老師們，又如何看待自己兩種身份角色上的轉換差異？作為曾經是為新聞工作者的他們，又如何看待過去的自己以及當前的新聞工作環境？這或許是許多人都會好奇的問題。


一、離開嚮往與最愛
                                                                               
經筆者訪問，事實上，對於這些投身教職的前新聞工作者而言，媒體工作者這個行業，曾經或者一直以來，都是他（她）們最為嚮往與熱愛的工作。出生於學運世代的政大新聞系助理教授劉昌德老師與台大新聞所助理教授洪貞玲老師，便是由於其大學時代，受到當代社會運動風氣的感染，以及幾家當時敢於抗衡當權政府的媒體影響，從其原先所就讀的公共行政系與法律系，來到新聞所接受新聞教育的薰陶，進而進入當時其所嚮往的新聞媒體工作。
                                                                               
而輔大新傳系講師陳順孝老師更早於高中時期，由於接觸校刊編採，進而培養與奠定未來就讀新聞系與投身編輯工作的熱情。而即將就任於交大傳播與科技系的林照真老師，更在大學與研所畢業後，便投身新聞工作，於今已逾二十載，其對新聞的熱忱更不在話下。然而，這些老師，無論期就業或長或短，皆於今日，投身教職。

原因何在？筆者經訪談後，嘗試分析如下：

解嚴後，台灣媒體環境急速開放，表面上，雖然政治干預退場，然而取而代之的，卻是為了競逐廣告市場的廝殺大戰。商業媒體本質上科層體制的層層控制，以及商業競爭的壓力，促使新聞工作者的新聞自主權，不盡理想。

以陳順孝老師為例，其自畢業後進入自由時報擔任編輯一職，起初是在編輯台靠近垃圾桶的一小角編輯地方版，此時的他，想的是總有一天能夠坐到最前方，編輯報紙的二版或頭版。然而就在兩年後，在他升任二版編輯與頭版編輯後，反而讓他逐漸失去在工作能獲得的成就感與快樂。他認為，這並非是報社個人層次上的人事問題，事實上，他覺得當時報社的長官對他都極為照顧與友善，只是由於商業媒體科層組織的結構因素，頭版與二版編輯必須貫徹報社的編輯政策與老闆的意志，雖然老闆並不一定會直接介入，卻因編輯下標仍須經過層層審核，自主權反而沒有在編地方版時來的有成就與愉快。阿孝老師認為，這種情況，是到任何媒體都可能會發生的結構性問題，而非單單是某一特定媒體之問題。

劉昌德與洪貞玲老師認為，由於他們在接受大學教育時，正巧經歷台灣社運蓬勃發展的年代，記者第四權的想像與學校教育的薰陶，致使其對於投身媒體工作有著熱情與嚮往。

然而，就在他們剛從學校畢業成為社會新鮮人同時，媒體產業環境丕變。當時台灣經濟起飛，股市進佔上萬點，而媒體開放正好促使財金商業媒體的蓬勃發展。就此，媒體財金線的記者需求急速膨脹，造成大量新進菜鳥記者被分派的財金線，卻苦無老手帶領必須自行摸索的窘境。

在此一情況下，雖然日常的新聞工作依然仍夠應付，卻無法著手進行調查性報導，又當時適逢電腦自動化的改變，他們必須適應此一變遷，且在當時，媒體的發展使得競爭日趨白熱化，新聞媒體的工作條件逐漸遞減，無論薪資、工時，與福利都日趨下降。因此，由於無法執行調查報導，以及對於記者未來可能性的不安定感，感受到其對於新聞工作想像的出入差異，逐漸地這一代部分的新聞工作者，產生再進修的意願。

事實上，上述兩項因素，都與此項因素有關。媒體過度開放，導致競爭白熱化，進而致使媒體工作者的物質資源與條件愈來來愈下滑。媒體老闆為了獲取更多的廣告利潤與更為長久的生存競爭之計，無不採取縮減人力編制、薪資福利減低，乃至於嚴密控制新聞產製流程，大量向其他商業機構與政府組織獲取製入性行銷機會的做法。

以此，使得新聞工作者日趨備感壓力，難以安排自我充實進修與休息之時間，媒體內容品質之呈現也日漸受到則被與批評。也因此，熱愛新聞工作的記者如林照真，一方面為了充實自己無法撇見台灣媒體環境全貌之問題的不足，二方面也因為備感當前台灣媒體環境的渾沌，進而希望能夠透過不同的方式，了解台灣媒體生態的根源問題，並且嘗試解決已為台灣社會盡一份心力。

對於台大新聞所洪貞玲老師而言，新聞工作浮動不安的本質以及新聞工作日趨緊縮的自主權，是促使著其思考人生未來安身立命與否的重要考量。然而對於所有的受訪老師而言，此般職業轉換的過程，命運的機緣與偶然成分，實則佔了大部分。

對於阿孝老師而言，回到學校教書的原因是因為學校正巧需要編輯師資，而他覺得自己在報社的學習碰到瓶頸，希望有更多時間思考和研究，因此才從兼任轉為專任講師。至於政大廣電系許瓊文老師，則由於同事間接激勵，以及個人規劃，因此在向中視申請留職停薪後毅然而然決定出國留學。劉昌德老師則由於工作同時，考取公費留學，因此於工作一段時間後，乃決定轉換跑道。至於林照真老師，則由於意識到台灣新聞環境的惡質化，以及個人的渺小，也意識到自己的瓶頸，覺得自己不足而需要充電，因此主動投考國內傳播博士班，至今順利取得博士學位而轉換跑道。

 

 

二、理論實務差異與角色認定 

 

這些老師的共同點，在於其皆曾經歷過許久的媒體實務工作經驗。對他們而言，他們皆表示，過往的實務經驗，會促使的他們反芻過去的工作經驗，在學校的研究與教育上，產生一定的影響。

對於阿孝而言，他認為，自己同時屬於實務工作者與學校學術場域工作者的邊緣人。由於離開自己所熱愛的編輯實務工作已多年，而自己又是以講師的身分自處學校的場域之中，距離學術主流有一段距離。再加上自己看問題的方式會是以應用理論於實際實務操作為主要思考，因此，他自許自己是為台灣新聞學術界與實務工作界的橋樑。

陳順孝、許瓊文與林照真皆認為，台灣的傳播學術界與實務界，長期存在一種相互無法溝通的對立兩端，這是雙方缺乏相互理解而造成的落差問題。他們都認為，這或許是因為媒體實務界需要的是如何將理論應用於能夠短期內產生改變效果的可能性上，需要的是能夠有所成效的實際改革方法。

對阿孝而言，他希望自己能夠作為一位替學界翻譯學術語言給實務界了解的角色，而其亦時常以自身帶領學生經營網路媒體的經驗，與實務界有所交流；對許瓊文而言，則希望以自己從學術觀點看到的問題與解決的方式，從新聞產製的流程中著手，提供第一線新聞工作者，多種記實避禍的可能性；林照真則與阿孝老師不同，她認為自己是在理論與實務的兩個核心中來回，其亦期許自己未來在自己的學術工作崗位上，能夠因其對於理論實務的了解，較關心現實的問題，來為台灣的媒體改革實際付出一些心力。

洪貞玲與劉昌德則認為，自己因為有著些許媒體工作經驗，更能夠以同理心來面對當前台灣的媒體環境與亂象，並據以此一早期的媒體經驗來進行往後的學術關懷，進而生產推動媒體改革的論述與實際作為，嘗試對媒體環境與政策提出建言與改革可行性。

最後，在訪談的過程中，林照真提及，雖然台灣有媒體經驗的學術工作者日漸增加，然而，她認為有多年資深媒體工作經驗轉而前進學術界的人並不多，實為可惜。然筆者則認為，無論有多少人從新聞工作者轉而成為學術工作者，或許，媒體實務工作者與傳播領域學術工作者間，將可因這些兼有兩者身分經驗的人而產生異於以往的良性互動與相互理解，進而促使台灣媒體環境正向發展，最終促使台灣社會獲致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