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研究生的唬爛研究室

2006年中華傳播學會

 

文／傳播學生鬥陣


　　近十年來，在台灣，無論是媒體或教育領域，都能強烈的感受到一股「開放」、「去管制」的「新自由主義」思維浪潮。自民國76年(西元1987年)7月國民黨政府宣布解嚴、77年(1988年)1月報禁解除、民國80年(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民國82年(1993年)7月有線電視合法化以來，經濟起飛與政治的逐步民主開放的交互影響之下，也牽動著台灣媒體產業的「開放與發展」，而今造就了上百個有線電視頻道，數不清的報紙雜誌等平面媒體，以及廣播電台。

 

　　同時，開放的風潮也吹向了教育領域之中。民國83年4月10日「教育改革行動」後，政府為了「回應」民間「廣設高中大學」的呼籲，同時，順應80年代以降國際間新自由主義浪潮崛起與高等教育逐步開放的變遷（戴曉霞，2002），逐步的開放許多專科與技職院校升等為大學。

 

　　由教育部之統計數據得知，近十年來大專院校學校總數淨增加28校，在這之中，雖然專科學校大幅減少57校，但大學校院則劇增85校之多，這其中有大部份便是來自於私立學校之增設及專科學校升格改制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教育部，2004）。更新的資料顯示，台灣至今已有162所大學大專院校，其中光是碩士班總數，就從85學年度的702所，暴增到94學年度的2548所，十年增加了1846所，成長率達3.6倍以上。學生總人數（包含博士班、碩士班與技職教育體系在內）更是從85學年度的795,547人，增加到94學年度的1,296,558人，十年增加了501,011人，成長率達1.6倍以上（教育部，2005）。

 

　　在傳播教育方面，據統計，臺灣新聞傳播系所的數量，已由民國1970年前的4校5系所，發展到2000年的24校70個新聞傳播相關係所。其中又以1991~2000的十年間，為臺灣傳播科系發展最蓬勃之時期，此一時期中，總共有49個系成立，占1954年以來成立系所的七成（翁秀琪，2001）。而今，據教育部最新統計數據顯示，94學年度（2005~2006年間）大眾傳播類的大專院校「在校學生」總人數為24,002（男8,774 / 女15,228）人，計有博士班75（男30 / 女45）人、碩士班1934（男825 / 女1,109）人、大學部21234（男7,538 / 女13,701）人、專科生754（男381 / 女373）人。93學年度大眾傳播類大專院校「畢業生」總人數則為4852（男1,590 / 女3,262）人，博士班7（男3 / 女4）人、碩士班404（男180 / 女224）人、大學部4,040（男7,538 / 女13,701）人、專科生401（男169 / 女232）人（教育部，2005）。以上數據顯示，新聞傳播科系在台灣的發展，雖並非最為熱門，然亦相當可觀。

 

　　就此，當前台灣新聞傳播系所百家爭鳴與繁榮的發展景況，或許的確也可被稱之為台灣傳播學門的「眾聲喧嘩」（夏春祥，2002）。若觀察此般景況其風起雲湧之歷史進程，並比對觀察台灣政治經濟局勢、媒體產業之興起與教育政策之引導，則很清楚的可以察覺出彼此的發展有其相輔相成的關係。而這樣的景況，在奉市場為圭臬的人的眼中，似乎更是前（錢）景一片大好。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開放所帶來的一切是美好的嗎？這樣值得一提的是，在看似熱門的媒體行業中，卻有媒體人坦承，媒體工作的就業市場，並沒有容納每年2000人的傳播科系畢業人口的勞動力需求（陳騰芳，2003）。如果是這樣，那麼此景況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近十年，每到8月大學聯考放榜之時，媒體的頭題每每標示著「大學錄取率再創新高」、「未來幾年大學錄取率將突破百分之百」等看似聳動，但實際上卻也成真的新聞標題。新聞報導年年如此，標示著大學的逐漸開放，從數字上來說，的確紓解所謂的「升學率」，讓莘莘學子人人有書念，讓每一位高中生一圓大學夢，這樣看來似乎真是一項「德政」！然而，大學暴增後的今日，社會卻開始必須付出龐大的代價。

 

　　五年五百億、以SSCI作為評鑑標準、年年上演的學費調漲、就學貸款、畢業即失業等等，這些看似無關或不同事件的問題，事實上，全部都牽連在一起。台灣的大學傳播教育與新聞傳播學門的學術發展，也在同樣一個結構脈絡之下，彼此相互牽連，互相影響著。

 

　　也就是說，「開放」的政策，是為現今大學教育問題的始作俑者。高等教育的運作，無論是一般教學或學術研究，都在在需要大量的資金與資源挹住，才能完善運行。然而，如今過度的開放，導致國家逐漸對單一教學體系的資源挹住逐漸縮水，就此學校為求生存，勢將另尋出路，而學費調漲的決策便是其中的途徑之一。回過頭來說，眼見此般「教育市場」的問題如一旦繼續惡化，後果將不堪設想，而始有所謂「五年五百億」與「追求卓越」等計畫與特別預算補助，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各項學校與教師的評鑑問題。

 

　　過度「開放」的大學政策下，同時在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不穩定的情況下，教育與學術研究資源的分配不均與不足，便造成了某些惡性的發展與循環。在這樣的結構因素影響下，亦造就了所謂的「學術資本主義」與「教育市場化」、「教育市場化」等等嚴重的問題。

 

　　西方學者Slaughter ＆ Leslie（1997）將「由市場需求來決定學術研究的主題與方向是否變成主流的現象」，稱之為（academic capitalism）「學術資本主義」（洪裕宏，2004）。此一名詞指稱，為因應政府對於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逐漸下降，大學與商業界、政府間的關係逐漸結盟，而身在其中的學術研究工作者必須進行商業的、應用的與策略性目標導向的行政研究，並且爭取技術轉移與合作，或以招募更多願意支付高額學費的學生作為作為資金來源。也就是說，此類為「爭取資金與資源的市場式策略者」稱為「學術資本主義」（陳伯璋，2005；Slaughter & Leslie，1997）。

 

　　而高等教育市場化之因，有學者指出，乃由於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趨勢所造成的。大學教育在早期，大學高等教育原有的經費與資源大部分來自於國家的補貼，但自大眾化之普及趨勢展開後，卻因此使得國家與政府的財政與資源分配日益沉重。為了減輕政府財政的負擔以及確保公共資源的合理分配與有效利用，遂開始解除管制、賦予高等教育機構更大自主空間，並且將市場機制引入高教育，使競爭引導教育機構回應市場需求。大學教育市場化意指為政府放鬆管制，將市場邏輯引入高等教育，讓競爭與價格機制引導高等教育機構回應市場的需求，以增強彈性、提升效率（戴曉霞，2000）。

 

　　以此，該學者認為，市場化對於高等教育所產生的影響為：

 

　　　（一）就經費方面，在解除管制並給予學校更大的財務自主權同時，以往由政府　

　　　　　　提供的高等教育經費也隨著大幅度刪減。

　　　（二）就學費方面，因為政府經費的刪減，大學校院必須提高學費以為挹注。原

　　　　　　來分配給高等教育機構的經費，部分轉而以獎學金、學生貸款、教育券等

　　　　　　方式補助學生，這樣的補助方式卻也同時增加了國家的財政負擔。

　　　（三）就行政管理方面，競爭市場對生產效率的強調，導致大學校院的經營日趨

　　　　　　企業化。

　　　（四）就人事與學術工作者勞動條件方面，在提升學術生產力及刺激學術人力市

　　　　　　場競爭的大前提之下，高等教育機構的終生聘用制度受到空前的挑戰，教

　　　　　　學與研究的工作倍增於以往，大學教師在教學和服務方面也將接受嚴格的

　　　　　　評鑑，同時也將因此導致評鑑制度合理性的爭議。

 

　　就此，教育市場化其中最大的影響，便是為高等教育的商品化與工具化，以及民間企業等贊助者將可能過度干預大學運作，對於大學自主性造成傷害。而「教育商品化」者，乃是教育與研究機構本身為求經費資源與利潤，而成為企業或資本家的勞工職訓機構與研發顧問單位，教育學生與研發知識成為一種交換價值的形式，而非再是大學創造知識與傳承知識、建立公民社會知識份子的理念；「工具化」者，則在於學術知識的生產與教育訓練的目的，是為特定政治或商業領域而服務，而非有助於整體市民社會的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此上述二者，可能會導致就業市場較大的知識領域將相對有續存與發展的空間，然而基礎研究與學理性質研究、哲學思考與人文社會藝術思想的學門科系，所分配的資源則愈加稀少；這樣的情況，在高等教育知識領域的人才培育上，亦會因市場對於人才的需求與商品化、工具化的情況，而產生失衡的問題。另外，知識、學位、研究的商品化以及市場導向對利潤的強調，也可能會與促進人的自覺、主體性及自我實現等大學教育的原始目標產生衝突（戴曉霞轉引自黃俊傑，2000）。

 

　　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了解，「開放」的政策所帶來的問題遠比好處來的多，更重要的是，國家與企業，便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更為掌控原本較為獨立自主的學術機構，為其生產知識與訓練勞動力。從而，大學教師作為一知識份子的作用逐漸被銷弱，而學生亦無法從中獲取反思的知識與能力，深深的更成為為資本主義社會所用的勞動機器。

 

 

 

　　那麼，在這樣一個「惡劣」的媒體與教育制度環境之下，台灣的傳播教育到底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

 

　　從歷史觀之，台灣的新聞傳播高等教育、學術研究與媒體結構環境，自發軔以來，即受到黨國的政治力控制與影響（管中祥，2004）。至今，因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開放過程，政治力影響雖然逐漸退去，但取而代之的，卻是財團的經濟力影響。從早期的黨國控制，為反攻復國、國家發展培育宣傳人才與學術研究，到如今新自由主義的引進政府開始以私有化為政策而以市場為依歸（林麗雲，2004），部分學術機構與人才開始為媒體企業培育生產人才與進行研究，台灣整體的新聞傳播教育，一直處於特定政治經濟體系的從屬地位與框架。再加上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自80年代以降逐步的大眾化與市場化，這些因素相互影響下，台灣傳播領域高等教育與學術社群似乎難以有真正獨立自主的專業知識訓練與學術研究發展。

 

而就現今所產生的現象觀之，則台灣的傳播教育與媒體環境面臨了以下諸種問題，有待解決之：

 

一、從「台灣當前新聞傳播媒體環境」面向來看：

　　(一) 「市場的過度競爭、強大的組織壓力與新聞室控制」

　　(二) 「無良好的媒體典範可供後進學習」

    (三) 「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已近谷底？」

 

二、從「學校對於課程規劃與課程內容的設計」面向來看：

　　(一) 「新聞專業性概念的教育有執行確實的疑慮」

　　(二) 「專業自主權、紀實避禍與勞工意識教育極度缺乏」

　　(三) 「實務與理論及人文通識課程能否調和？」

 

三、從「師資」面向來看：

　　(一) 「師資熱誠與自我檢討的逐漸喪失」

　　(二) 「部分來自業界線上工作者之兼任教師教學態度與品質並不穩定」

　　(三) 「師資觀念對於專業自主權與勞工意識概念的缺乏與忽略」

　　(四) 「以業界之市場邏輯與市場導向新聞學之觀念灌輸學生是否正確？」

　　(五) 「師資人力的不足與其勞動條件的惡化，及其教學自由所受之限制」

    (六) 「專職教師的教學與研究的工作壓力愈形成重」

 

四、從「學生」面向來看：

　　(一) 「學生自我興趣與對新聞傳播領域認識不足」

　　(二) 「學習態度與動機的不足」

　　(三) 「專業知識與精神無法內化」

　　(四) 「升學主義致使學生對未來茫然無所知」

　　(五) 「生存壓力、組織壓力與新聞室控制致使學生入社會後主動放棄學校

　　　　　所學」

　　(六) 「學費對於學生而言形成一項愈加沉重的負擔」

　　(七) 「文憑主義致使學生愈加重視文憑而非知識本身」

 

五、從「學校的定位與大學傳播教育的本質」面向來看：

(一)    「由於教育市場化，教育部大量開放新系所成立，開設新聞傳播系所

　　　成為風潮，新聞傳播的教育與研究資源分配與品質有下降之虞」

　　(二) 「部分學院重視實務技術訓練，而逐漸忽略人文社會歷史等通識素養

之訓練」

　　(三) 「台灣新聞傳播教育的工具化仍持續進行」

　　(四) 「部分學校院系，資源不足以提供多元師資之教學與研究」

　　(五) 「部分學校院系自我定位為職業訓練所，逐漸喪失大學教育本質」 

 

 

　　教育是百年大計，而教育政策的制定、學術研究的發展、課堂上教學討論等，與民間企業、國家發展（傳播媒體政策），事實上是彼此糾葛而複雜的結構。在資本主義文憑社會的主導下，媒體的產業發展與大學傳播教育與學術研究的發展彼此緊緊相扣。然而，就是因為如此，在自由市場思維的開放政策底下，大學教授與學生，都同樣的處於極度危險與被剝削的結構之下。老師們的學術自由、教學自由被一點一滴的奪走，老師們的升等壓力與愈來愈低的薪資水準、愈加彈性化的學術工作方式，正訴說著大學教授變成學術長工而非知識份子的故事。

 

　　而學生，在這樣的教育制度與媒體工作環境的雙重影響之下，被量產成為媒體大亨的「勞動機器」，又如何能夠身展其理想？學生除了學費的問題以外，更重要的，其獲取傳播學門知識（非實務操作的「理論性知識」）的受教權，以及獲取社會學式反思能力的通識知識與能力，就往往因為現實的考量，而被迫犧牲，著實可惜。

 

　　在這裡，必須要問大家的是，就您所知的「新聞傳播」的知識，是什麼？如果，您是台灣新聞傳播科系的老師們，您希望您的學生將來成為什麼樣的人物？在您的教育下，學習到什麼樣知識？以及，您如何看待這群學生與社會、媒體之間的關係？

 

　　當然，也必須問學生們，同樣的問題，請問您所認識的「新聞傳播」的知識，是什麼？您希望自己將來成為什麼樣的人物？您想在大學四年或研究所兩年中，學習到什麼樣知識？以及，您如何看待自己、新聞傳播理論與社會、媒體之間的關係？

 

　　也同樣的，類似的問題，也要問教育部的官員、媒體的大老闆小主管們，以及，背後支持著各未到傳播系所來唸書家長們，你們的想法是什麼呢？而如果，您覺得這會是一個極大的問題，需要我們共同面對與改革，那麼，我們又是否要如同《危險心靈》的結局一般，起身反抗這樣惡化的教育制度？讓求學與求取知識成為更為快樂的一件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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