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大綱
歡迎批評指教(其實我很怕這是一個基本上做不出來的研究...)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大學教育的目的到底是培養些什麼?是替企業培養沒有思辨能力的勞動機器?
  還是培養具宏觀視野、專業知識、足以分辨是非、具專業倫理道德的知識分子?無
  奈地,許多學校的教育走偏了方向,而自甘墮落為企業的職業訓練所!
                              (林靖堂,2004)

  台灣的新聞傳播高等教育、學術研究與媒體結構環境,自發軔以來,即受到黨國的政治力控制與影響(管中祥,2004)。至今,因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開放過程,政治力影響雖然逐漸退去,但取而代之的,卻是財團的經濟力影響。從早期的黨國控制,為反攻復國、國家發展培育宣傳人才與學術研究,到如今新自由主義的引進政府開始以私有化為政策而以市場為依歸,部分學術機構與人才開始為媒體企業培育生產人才與進行研究(林麗雲,2004),台灣整體的新聞傳播教育,一直處於特定政治經濟體系的從屬地位與框架。再加上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自八0年代以降逐步的大眾化與市場化,這些因素相互影響下,台灣傳播領域高等教育與學術社群似乎難以有真正獨立自主的專業知識訓練與學術研究發展。

  而自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十日「教育改革行動」至今,政府為了回應民間「廣設高中大學」的呼籲,同時,亦順應了八0年代以降國際間新自由主義浪潮崛起與高等教育逐步開放的變遷,逐步的開放許多專科與技職院校升等為大學。由教育部之統計數據得知,近十年來大專院校學校數淨增加28校,其中專科學校大幅減少57校,大學校院則劇增85校,其中有大部份來自私立學校之增設及專科學校升格改制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教育部,2004)。

  同時,在此般大環境之下,傳播學門高等教育方面,更由於民國76年解嚴與民國77年1月報禁解除以來,隨著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起飛的發展,以及諸如廣播頻道的逐步開放、有線與衛星電視等第四台的合法化、第四家無線電視臺民視開播以及公共電視的成立與開播、網路媒體的快速發展等,臺灣媒體市場的迅速擴展與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使得媒體對於人才的需求量大增,臺灣的大學也幾乎同個時期在各地陸續的成立了新聞傳播相關系所,並與快速發展的媒體市場環境相互呼應。根據統計,臺灣新聞傳播系所已由1970年前的4校5系所,發展到2000年的24校70個傳播相關係所。其中,又以1991~2000的十年間,為臺灣傳播相關係所最蓬勃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總共有49個系成立,占1954年以來成立系所的七成(翁秀琪,2001)。當然,這個數據仍有持續增加的趨勢。

  這樣一個大環境之趨勢所造成的現象,是當前新聞傳播系所的百家爭鳴與傳播學門的「眾聲喧嘩」(夏春祥,2002),這種百家爭鳴現象之下,並對其中的各個系所造成了某些影響。這些影響表現在當今台灣各大新聞傳播學院與系所網頁上的課程規劃、成立宗旨、學術研究方向上等介紹,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為了因應媒體產業發展與數位化科技的興起,以及高等教育逐漸加重的競爭趨勢,所造成新聞傳播領域教學與研究上的轉變。課程規劃上,工具性的專業技術與應用知識課程以及新科技應用的工具性知識,逐漸開始擠壓人文歷史與社會科學素養的通識課程,以及新聞傳播的理論性知識課程、專業倫理道德等課程。系所成立規劃上,亦可從各大校院系所網頁中,發現類似「使學生提早適應(順應)當今媒體環境」等隻字片語。

  但是,此般大學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景況,以及如此大量的新聞傳播高等教育機構的出現,卻不見得能帶給台灣媒體正面的發展。近年來因為商業媒體的競爭環境持續惡化,以及臺灣經濟環境不景氣的影響,媒體內容與新聞報導的方式愈來愈受到關注與批判,「小報化」(tabloidization)或「蘋果化」與「市場導向新聞學」(Market Journalism, Market driven Journalism)成為現今資本主義與重商主義中,商業媒體所依循的主流價值。在這些商業媒體的觀念中,收視率與閱報率等的競賽下,膻色腥的新聞內容不得不然。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整個媒體的報導水準未見提升,反到出現更多炒作新聞的詭怪手段。

  然而,這些實務界因為市場需求,喜歡以既有的新聞價值觀來灌輸記者(呂東熹,2004),且往往希望學生盡快忘記學校所學,重新上線。更有媒體老闆明白指出「不要跟我講你的專業、你的經驗,Show me the Money。你把錢變出來給我看啊!」(郭奕伶,2004)而其另一手卻大量投注獎助學金到各大專院校之中,試圖拉攏與招攬大學中的菁英人才為其服務。

  而根據學者劉昌德(2003)的調查,台灣的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勞動情況與條件為: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每週工作5天以上,年收入在60萬元上下。必須帶著自己買來的行動電話,隨時聯絡採訪事宜。身邊的同事中,10個裡面就有1個要離職;可是公司卻沒準備要補人,得要分攤這些多出來的工作量。而記者這個行業並沒有工會的勞工集體組織可以依靠,只能自己想辦法爭取。以此,台灣的媒體工作環境的整體情況亦是相當的競爭與充滿不確定性,不過每年仍有許多學子仍對新聞媒體工作趨之若鶩。

  而今,由於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的影響下,高等教育的市場化與大眾化成為全球趨勢(戴曉霞,2002),在教學與研究資源日漸稀薄且競爭激烈的新聞傳播高等教育與具備豐厚資源財力,同樣亦是競爭激烈的媒體企業財團間,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部分新聞傳播院校開始與媒體企業進行產學合作,聘用業界之線上工作者為實務課程之兼任教師,並進行與媒體企業經營相關之研究工作,兩者之關係甚而緊密。

  就此,研究者乃希望藉由當前上述新聞傳播教育所浮現之種種問題與現象,從巨觀的社會結構、當代高等教育政策、媒體產業的經營與管理思維、新科技對於媒介產業經營管理與傳播學門大學教育體制課程內容影響等角度,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檢視並探討當今整體台灣新聞傳播教育與媒體業界間的關係,並且對此進行反思與批判。並且重新探討大學高等教育的原始精神,檢視高等教育體制與思維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轉變,並企圖能夠反思實務技術訓練思維在台灣新聞傳播高等教育中應該扮演的角色為何?也希望藉此,能夠提供台灣的新聞傳播教育一個自我反省與思考的方向,並且希望此一反省思考與建議的內容,能給予台灣新聞傳播教育一個改革的方向與契機,以彰顯本研究促進傳播教育反思與改進的價值。

  以此,本研究的主要問題意識,乃為:
1.重新檢討大學高等教育的精神與新聞傳播教育的本質。
2.試圖瞭解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新聞傳播的大學教育起了何種變化?
3.並且試圖耙疏當前以新自由主義為圭臬的媒體市場環境與新科技的政治經濟影響,與台灣新聞傳播高等教育關係的緊密程度為何?
4.以及,尋找這些關係的歷史背景與轉變過程為何?進而欲以了解此般關係造成了哪些新聞傳播高等教育的問題?
5.最後希望能夠探詢出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與面對的方法。


貳、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大學傳播教育與媒體企業財團間的關係與問題,因此,本研究從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與市場化,以及大學高等教育與新聞傳播教育之本質與精神來探討新聞傳播高等教育目前面臨的問題。因此,在此乃對於作文獻探討。

  根據學者戴曉霞(2000)指出,高等教育大眾化主要因素,原因有三:
(一) 兩次世界大戰後,逐漸開始期望學術研究亦能獲得實際利益。
(二) 二次世界大戰後,大規模興起的民主浪潮使得平等主義觀點深入一般大眾心中,社會流動成為普遍需求。高等教育,被視為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最主要管道。
(三) 1950到60年代引起關注的現代化理論與人力資源論,促使第三世界國家開始提供各級教育服務,期待有效改善其國家人力素質,以追求現代化。

  也因此,高等教育於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上述諸種原因,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趨勢,使得高等教育的門檻逐漸降低,亦使得高等教育文憑不再成為社會特定階級文化資本的象徵。

  另一與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問題同等重要的高等教育問題,則是高等教育市場化。高等教育市場化之因,乃是由於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趨勢,使得大學教育逐漸普及,而大學高等教育原有的經費與資源多來自於國家的補貼。但自大眾化之普及趨勢展開後,卻因此使得國家與政府的財政與資源分配日益沉重。為了減輕政府財政的負擔以及確保公共資源的合理分配與有效利用,遂開始解除管制、賦予高等教育機構更大自主空間,並且將市場機制引入高教育,使競爭引導教育機構回應市場需求。據學者戴曉霞指出,大學教育市場化乃為政府放鬆管制,將市場邏輯引入高等教育,讓競爭與價格機制引導高等教育機構回應市場的需求,以增強彈性、提升效率(戴曉霞,2000)。

  以此,她並且認為,市場化對於高等教育所產生的影響為:

(一)就經費方面,在解除管制,給予高等教育更大的財務自主的同時,以往由政府提供的高等教育經費也隨著大幅度刪減。
(二)就學費方面,因為政府經費的刪減,大學校院必須提高學費以為挹注。原來分配給高等教育機構的經費,轉而以獎學金、學生貸款、教育券等方式直接補助學生。
(三)就行政管理方面,競爭市場對生產效率的強調,導致大學校院的經營日趨企業化。
(四)就人事方面,在提升學術生產力及刺激學術人力市場競爭的大前提之下,高等教育機構的終生聘用制度受到空前的挑戰,大學教師在教學和服務方面也將接受嚴格的評鑑。

  除此之外,其中最大的影響,可能就是高等教育的商品化與工具化,以及贊助者將可能過度干預大學運作,對於大學自主性造成傷害。商品化者,乃是教育機構本身為求經費資源與利潤,而成為企業或資本家的勞工職訓所;工具化者,則在於學術知識的生產與教育訓練的目的,是為特定政治或商業領域而服務。此二者,可能會使就業市場較大的知識領域將相對有續存與發展的空間,而基礎研究與學理性質研究較重者,所分配的資源將愈加稀少;而高等教育知識領域的人才培育,亦會因市場對於人才的需求與商品化工具化的情況,而產生失衡的問題。另外,知識、學位、研究的商品化以及市場導向對利潤的強調,也可能會與促進人的自覺、主體性及自我實現等大學教育的原始目標產生衝突(戴曉霞轉引自黃俊傑,2000)。與此,Slaughter與Lestlie(1997)亦將這種由市場需求來決定學術研究的主題與方向是否變成主流的現象,稱之為學術資本主義(academic capitalism)(轉引自洪裕宏,2004)。

  而捐款或提供大學獎學金者對於對於大學的自主性,更可能會因「拿人手短」直接間接產生一些利益條件之交換,使大學聽命於產業界之需求或利用資源獲取為其服務之勞工(例如,「東森媒體集團在校優秀學生建教合作辦法」中,(1)、(4)、(6)條規定,受輔助金輔助者須入東森集團服務,且須簽定切結書而不得違反簽訂合約中之規定,否則悉依照切結書中規定處理。),而失去大學教育原本應具有追求真理與知識的本質,與培育以人為本的獨立思考判斷精神,以及人格陶冶的原始意義。

  同樣的,以高等教育的市場化與大眾化的概念對照當今台灣實務性質相當重的大學傳播教育,更有以此深入探討與檢討的必要性與行動力。

  就此,回到台灣新聞傳播高等教育,針對台灣新聞傳播高等教育的本質來看。臺灣新聞傳播教育理論與實務之爭由來已久。由於早期所開設的新聞系所,其系所開設宗旨與課程規劃,即是以訓練報業實務人才為目標(鄭貞銘轉引自謝然之,1999)。無論是民國十三年創立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合民國十五年復旦大學新聞組,或者是民國四十四年在台複校的的政大新聞系,皆是以培養新聞專業人才為目的。但這卻與傳統的大學教育理念有所差距。

  鄭瑞城(1998)指出,知識的創造與傳承、人格之陶冶是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大學教育必須在知識及人格教育上求其完整、平衡,並再知識及人格兩面向內外亦各求其完整、平衡,才能達致全人教育知本質。傳播教育之理亦同。

  林念生(2000)亦指出,早期英國的高等教育是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傳授學問、培養社會精英階層之場所。之後,逐步演變為如德國、美國倡導以學術研究為指導理念,發展知識與培養人才之大學教育。

  這種通才教育的理念,大部分為身為新聞傳播教育的學院派老師們所接受,但是部分記者編輯等純實務出生或業界線上實務工作者兼任之大學實務課程教師,或者希望學生畢業後即可上手的媒體業者,卻認為技術訓練才能夠使新聞傳播系的學生獲得實質的技能,使之能夠立即上手。這樣的爭論,在90年代美國高等教育大量裁撤新聞傳播系所時,更為激烈。這些激烈的討論諸如以下種種論述。

  以新聞傳播教育應著重實務訓練論者,認為:

一、 新聞傳播科系的課程安排與實務訓練無法切合實際需要。
二、 新聞傳播科系的教育偏重理論,而對實務訓練的課程安排與教學頗為不足。
三、 新聞媒體希望能用的新人,是能夠立即上線及時表現的能力,但是新聞傳播系所的學生卻無法如預期的馬上為業界所用,增加業界在職訓練的成本。(馬驥伸,1993)

  新聞傳播學界面對著上面業界的幾點質疑的同時,亦受到來自其他社會以及人文等領域的學界所質疑。尤其是面對其他領域學術界直指新聞傳播是「專業訓練」而無「學術(scholarship)」成分的質疑,更使得新聞傳播學界產生了領域的「正當性」危機(臧國仁,1998)。另外,國科會將原先已從社會學門獨立分類的傳播學門,再次的納入社會學門之下,亦引發了臺灣傳播學界對於學門定位的廣泛討論。

  在這樣的危機之下,新聞傳播相關係所的老師們,面對實務界的質疑仍堅持著新聞傳播教育是為一通才教育的基本方針;而面對其他領域學術界的質疑,則更以實際的行動,嘗試建構一個完整的傳播學術社群,並且努力的建構一套有系統的傳播知識體系。

  陳國明認為,由於系所競爭激烈,加上市場有限,以實用取向來吸引學生,冀求以速成的技藝傳遞來幫致學生畢業後,能輕易謀得糊口之職的號召。如此造成一窩蜂往媒體相關方向跑的畸形發展,使整個傳播教育領域,像是技工訓練所。學校給予學生適當職業訓練,是無可厚非且必要,但過度實用取向,已嚴重損害一個完整教育理想實現(陳國明,2001)。他亦認為實務為主的教育,缺點在於學生所能獲取的工作位階與待遇較低,更由於缺乏思想性課程的薰陶,創造力與批判思考不如其他科系學生,因此潛力部亦在工作上適當發揮,於是競爭力薄弱升遷速度亦較遲緩(陳國明,1999)。

  馬成龍亦認為,在以就業為依歸的教育環境下,傳播系所的課程也漸漸從人文教育邁向職業教育。另外,一旦傳播教育淪為短期職業訓練班,傳播系畢業生沒有一套深入的傳播觀念,如何在新科技時代負起傳播領導者的責任?他認為,學校行政主管所謂的「滿足市場需求」說穿了,只不過是為了滿足校內的開課市場,而非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市場。他強調,人文素養不可偏廢,傳播科技不管發展到什麼地步,總還是需由人來控制管理,一個傳播系畢業生除了要懂得表層的作外,還必須對使用的科技有分析批判的能力(馬成龍,1999)。

  臧國仁等則認為,過去傳統傳播教育過於偏重「陳述性」的專業知識,使得傳播教育無法滿足或反映大學殿堂之學術要求。而實務的訓練與聯結應該重在培養策略知識,幫助學習者建立因時制宜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非灌輸在某一特定情境下的工作準則。否則,「實務課程」和刻板印象中的「理論」無異,都淪為教條式的傳授。其強調,我們應該對學校教育的功能和角色有合理的期望,但毋須期待學校能夠供給一生可用的標準答案,也不該期望學校畢業生一出校門立即具備在某一特定情境適用的知識。學校中的傳播實務課程,不應只是實務界的翻版,或依實務界的標準打造。實務課程如果只跟著實務界走,就永遠無法發揮學校的功能,改造實務(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更有學者認為,傳播教育的課程內容,應納入工會意識的養成,工會問題與歷史的探討,讓將可能成為線上記者編輯的學生在學校求學之際,瞭解工作可能面臨與如何面對的問題,以此,人民福祉也可能就更增加了幾分可能性(馮建三,1994)。

  由上可以瞭解,大部分學者皆認為新聞傳播教育中,所謂「理論」與「實務」的課程不可偏廢,但亦不能因為所謂「媒體市場的要求」,即重實務而輕理論。而這種「理論」與「實務」的檢討與反思,似乎亦可與當代台灣傳播高等教育大眾化與市場化的變遷有所關聯。這其中,「與社會(或實務工作)是否能夠接軌」、「是否應回應市場之需要」、「新聞傳播教育的技職取向」,一直是傳播教育相關論述的關鍵核心問題之一。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以歷史分析法與文獻分析法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而欲從幾所台灣新聞傳播學門領域中歷史較為悠久的北部幾間大學院校,以及台灣整體高等教育政策規劃作為主要分析項目。

  首先,在此先對於歷史分析法與文獻分析法進行研究方法的探討與說明:

一、 歷史分析法

  所謂的歷史研究法,是指「有系統地蒐集及客觀地評鑑與過去所發生之事件有關的資料,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俾提出準確的指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及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王文科,1996)而透過這種歷史的分析方法,我們可以便可以了解事件或概念的來龍去脈,並能深刻瞭解歷史中種影響的因素。這樣的歷史研究方法,在教育學研究的領域中,是為一常用研究方法,以研究政策發展的歷程。

  在應用歷史分析法進行分析時,要注意的幾個最重要環節,包含對於史料文獻的分類與收集、史料文獻的信度鑑定,以及資料的分析解釋。(戴偉謙,2002)這些環節是歷史分析法的分析過程。這其中,我們必須大量蒐集並且重複驗證文獻資料的正確性,而歷史分析研究本身,也必須從大量且詳細描述研究主題的相關作品中,發現我們所要了解的模式(Babbie,1998)。

  回到傳播研究的領域之中,據學者(林麗雲,2004)表示,將歷史分析運用於傳播研究的研究範疇之中,可以使我們看見這個學門發展的歷史圖像。從這種歷史的分析方法,我們可以發覺傳播研究的特質、脈絡與發展歷程。從而,瞭解是哪些可能的歷史因素,影響了傳播研究的歷史發展。以此,更進而能掌握這些因素,促使傳播研究的發展獲致改善。就此,本研究欲應用歷史分析法,進行台灣新聞傳播高等教育的歷史性分析,來探究歷史變遷脈絡中,教育政策與媒體企業對傳播高等教育之影響。

二、 文獻分析法

  文獻資料分析是經由「文獻資料」進行研究的方法(葉至誠、葉立誠,1999),此亦為歷史分析研究方法其中之一。以此研究方法對過往的文獻進行整理與分析的方式,有助於研究者與讀者瞭解過去、解釋當下,更有預測未來之可行性。

  文獻資料分析有幾個特點:(一)它所研究的事件與資料是過去的而非現在的,它超越時空將過去的歷史呈現在研究者眼前;(二)文獻資料可超越個人侷限,由於研究者的觀察會礙於個人的經驗、知識框架與生命史,於其生活的時空下有所侷限,文獻資料由於累積了前人研究之成果,可超越單一研究者本身所有之侷限;(三)其可避免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不良的影響,避免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彼此的主觀與偏見,進而影響研究的品質。

  此研究方法於教育學領域亦為一常見之研究方法,在傳播研究領域者,則常見於傳播政策法規之研究、新聞傳播史與傳播科技發展史之研究,以及初探性的理論文獻整理與介紹。因而,本研究由於乃在於研究傳播高等教育政策轉變的相關過程,因此乃欲採用本研究方法研究之。

  就此,本研究欲分析其近幾年傳播教育課程架構內容的變化、各校系所網頁裡的系所相關規劃與成立宗旨,甚至包含各系所與媒體產業界間產學合作的書面合同與建教合作、獎學金書面合同等。其後,從台灣高等教育政策的變遷檢視台灣當前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與市場化問題,以及新聞傳播科系就業市場的變化等。

  爾後,進行學校教育內容與課程規劃的近幾年之歷史變遷分析、台灣高等教育政策大眾化與市場化、學術資本主義的歷史變遷分析,以及產學合作關係之變遷分析、媒體市場之歷史變遷分析,並且嘗試將學校、政府教育與媒體政策、媒體產業市場,三者的互動關係進行構連,從這些項目中可能包含的文獻資料進行資料的耙疏、整理與檢証,尋找並引證三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本研究並尤其希望能夠了解學校教育與媒體實務界間之關係與歷史。然後,從上述的歷史脈絡關係中,找出當前台灣新聞傳播教育因為此關係所產生出來,正面臨之結構性與實際問題。最後,並且希望能夠對於這些問題提出建議與解決的方式與看法。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或稱樣本母體),縮限在台灣北部幾所歷史較為悠久體制亦較為完整(兼具大學部與研究所)之一般綜合性大學,諸如政大、師大社教系新聞組、輔大、世新、文化、銘傳等學校,這幾間學校新聞傳播科系建制的歷史皆超過10年之久。由於台灣的大學新聞傳播相關系所眾多,近十年又有超過40個系所成立,因此,本研究暫從幾間具備代表性之學校作為本研究之樣本母體。而從這些歷史較為悠久的學校進行歷史性分析也較為有(歷史分析之)意義。

三、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社會文化情境)

 台灣媒體企業財團                 台灣高等教育政策
 (市場與人才考量)       影  響     (大眾化與市場化)
          影                影
            響           響
              台灣新聞傳播高等教育    
            (課程規劃與學校定位發展)

(政治與政策環境)            (商業媒體與教育市場競爭環境)


四、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研究主題說明並確立問題意識

             相關研究回顧與進行文獻收集準備

                  蒐集文獻資料

                整理、分析與批判資料
 
                解釋與歸納文獻資料

                 提出結論與建議


肆、 預期貢獻

  本研究預期希望得到之研究結果,乃在於能夠從文獻資料中發覺當前台灣傳播教育與商業媒體財團間的關係與問題,並且了解其對於新聞傳播教育的關係與影響。以及,了解台灣新聞傳播教育的大眾化與市場化之程度、工具化的現象,及其所產生與面臨之結構性或實際問題。

  並且,針對上述所發現之關係與問題,對於當前的台灣新聞傳播高等教育決策執行者,提出研究者本身的反思與建議,並且冀望台灣傳播學界,能夠對於高等教育市場化與學術資本主義對於學術界與傳播教育所造成可能的抑害。最後,再提出此研究的重要性,並且鼓勵後進對於此方向之問題進行研究,以持續不斷的關注此一問題。


伍、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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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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