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亞典波羅(本文同時刊載於媒觀報告第二期、傳學鬥電子報)

僱於中國時報十八年,在中時進行校對工作同時亦擔任中國時報產業工會常務理事的陳文賢先生,於今年3月28日收到中時資方的資遣通知,並於今年5月1日起被中時片面終止僱佣契約。一個曾受台北市政府表揚的模範勞工,就這樣,資方以其公假太多為理由,豪不顧慮硬生生的將之裁員解聘。而與他同單位的17名校對,也早在去年,由於報社對單位存留的政策模糊便申請優離優退,如今,中時已無正職校對,可以幫忙編輯進行錯字與下標的檢正…


這是一個媒體工作者人人自危的年代
 
  在陳文賢被解雇之前,事實上,中國時報已於世紀之初開始進行一波又一波大裁員動作。2001年6月1日中部與南部編輯部被裁撤、2005年11月1日中時晚報宣布停刊,在這之間,中時報系總人數由原來的3千6百多人,銳減到現在大約1千2百多人,五年間中時報系的員工被裁撤的只剩下原有的三分之一。報社的裁撤的理由,多半是財務危機經營有其困難、精簡人事成本,然而事實上在其裁撤的同時,卻又陸續買下中天、中視、中廣與中影等有線電視台、無線電視與廣播電台的經營權與股權。
 
  在此裁員之際,報社為求銷弱集體反抗的策略,用分化的手段減除抗爭的可能性與力量。在這之中,有些記者編輯,資方私下安撫與慰留,給予調往北部工作的機會,有的員工,只能被迫收受資遣通知,求助無門。就此,經過抗爭後,中南編的員工大部分已離開媒體界工作,而中晚員工,雖然大部分接受調職慰留,但仍活在隨時可能被裁員的恐懼之中。
 
  據陳文賢透露,中時資方可能會將其報系人事,維持在900人左右。也因此,往後陸續能將可能將會從中時編輯部著手,進行一波又一波的人事精簡行動。這也代表著,仍有3百多人(包括原來的中晚員工)將可能面臨失業危機。據其估計,如果一個人以五萬元計算,資方下一波的裁員,將可能再裁撤2~30人,如此,便可再省下每年7~80萬的人事成本。
 
陳文賢也說,台灣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很不好,電視台的員工只求每天工作「不要超過12小時」,連續工作24小時已是普遍的事實;報社的編輯與記者,則必須消耗自己的時間與精力,讓自己一個人做三個人用。然而,薪水卻已沒有以往的新聞媒體工作者來的優渥。
 
  就此,在這種極度商業化與競爭的年代,不只是中時如此,諸如勁報、明日報、世界日報、中央日報與台灣日報,也在這極具競爭的年代,成為歷史的一頁。而台灣基層媒體工作者,無論藍領白領,就此,亦皆正面臨著極大的生存壓力,承受著每下愈況的勞動條件,但也只能忍氣吞聲繼續苦撐。
 
 
媒體工作者工會意識的缺乏與疲弱?
 
  然而,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媒體工作者難道沒有勞動權益日漸下降的自覺與危機?沒有工會的集體意識嗎?
 
  這個問題,對於陳文賢這樣一個具備豐富工會運動的組織者而言,是個頗為無奈的難題與事實。對於工會,媒體中的白領與藍領,便存有不同的態度;而台灣的媒體,具備工會的則都是早期80年代以前就已存在的媒體,新媒體例如有線電視台,就沒有所謂的工會組織提供員工保障。近年來,新進人員參與媒體工會運作的人則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勞工局等勞動保護的政府單位,亦往往不能信任(可參看《那一天,我丟了飯碗》紀錄片的其中一段!)。
 
  就這樣,近年來媒體工會似乎亦有逐漸弱化的趨勢,不過仍不時會有記者編輯會希望工會幫忙,替他們與資方商談,阻擋勞動條件的日趨下降。然而陳文賢認為,類似這樣勞動條件協商與爭取的問題,不應是只有工會或者工會幹部的責任,當事人也必須站出來說話,站出來爭取。但事實上,這群記者編輯的白領工作者往往連連署都不太能夠做到,更遑論站出來一起爭取。對於日趨下降的工作條件,媒體的藍領工作者一直以來都是很希望能夠衝出來爭取,但只有藍領是不夠的,這樣的動作也需要同是受雇於媒體企業的白領工作者的支持與行動參與,才有機會能夠爭取到合理與適當的工作與勞動條件。
 
  對於這樣的問題,陳文賢說,他一直也在思考為何有這種勞動意識差異上的問題。在陳文賢眼中,則一直是參不透的道理,他也認為,或許,記者編輯等白領階級們認為自己的「人際關係」能夠讓他們安穩度過,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吧!
 
  另外一種可能,陳文賢認為,也或許是因為考核機制的有無與差別所造成的。在中時,藍領工作者有一定客觀的考核機制,可以藉著相對客觀的考績評等來執行員工的獎勵敘薪或者處罰等,由於有這樣的機制,主管也相對比較難以找藉口理由整員工。然而,在編輯室內的白領工作者卻不同;主管可藉由改稿、刪稿或分派路線採訪任務等權力,整頓與控制這些記者與編輯。相較於藍領,容易被收編與規訓,也就比較難以站出來爭取權益。

  也的確,如果要某些人出來抗爭,也的確會受限於其家庭、受限於自己會擔心自己的工作權與飯碗就此不保、受限於資方會抹黑強勢為不聽話的人而被排除在未來的升遷之外。類此上述這樣的問題,在拍攝中時中南編抗爭事件紀錄片《那一天,我丟了飯碗!》同時也是中南編裁員當事者的廖德明導演眼裡,則被稱之為「白領的悲哀」或「中產階級的悲哀」。白領工作者受限於自己的工作與社會位置,反而難以擁有甚至阻擋了自己爭取工作權益的機會與方法。工會也因為白領的疲弱而無力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陳文賢的現況與工會未來
 
  中時工會認定陳文賢處於勞資爭議尚未解決,且中時資方的解雇有重大爭議與瑕疵的階段,所以仍視之為工會的一員。也因此,陳文賢現在的生活,暫時接受工會每個月5千元的補助,以及工會會提供律師的支持與官司纏訟的費用直到該勞資爭議的法律訴訟有一定的結果。而且工會內的會員,以及先前中時中南編、中晚等被裁撤單位的前中時員工,也同心協力的以小額捐助的方式,提供陳文賢在生活與精神上的援助。
 
  陳文賢說,他仍會繼續留在中時工會中,與資方進行對抗,繼續幫助可能需要幫助的中時員工與其他媒體工作者。
 
  然而問到工會的未來,他則認為,媒體工作者必須要有自覺。而如果工會真的因為沒有人要繼續參與,或者已無力到無法再與資方相抗衡,那麼大家在商量之後,如有必要,收起來也好!他認為,工會的存在就是要與資方相抗衡,不要想資方會主動替我們做些什麼,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是我們必須要主動自己站出來去爭取的!
 
 
對新聞傳播教育的展望
 
  陳文賢語重心長的表示,台灣的新聞傳播系所應該要有一些具備工會意識與了解勞動法令的人持續在校園裡面進行教育與討論。而學生與其培養所謂的多種技能在身,不如要更去了解國家賦予了自己多少勞動與工作的權益,不如去學習懂得如何爭取自己的生存權益。
 
  他說,他自己也是編採科出生的,除了校對,自己其實也能夠做編輯與記者的工作,更能做黑手的工作,只是苦於中時資方堅持要對他裁員,向其他員工展示殺雞儆猴之效,不然他應當可以調任任何工作。也因此,不是技能多不多的問題,而是自己是否能夠了解自己的勞動權益與法律。他認為,讓自己能夠了解自身應有何種保障,以及主動參與集體的運動實際行動才是最重要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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