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學期修了一門「質性研究與方法論」的課程
這門課要求我們要對於先前的研究進行反省與思考
檢討自己的研究缺失,重要的是,是否問了一個「好的」研究問題?


主題: 「好」問題的出現:反思、創意與感動的交會


閱讀書目:
Mills, C. W. (1995).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第一、二、三章 
高承恕(1999).頭家娘.台北:聯經.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台北:台灣社會學研究.第一章 
朋尼維茲(Bonnewitz, P.,1997). 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第一、二章 
程樹德(2000).研究科學的第一步.台北:究竟(2.坑殺新手的陷阱) 

反省對照: 
大學畢業論文《從新聞專業性探討台灣地區傳播學院教育問題之研究》 
上學期期末報告〈台灣新聞傳播教育之高等教育市場化問題研究 



  麼樣的社會學研究具備意義?對於社會科學而言,研究者所做的研究要如何才有意義?或者說,對於整體社會有何種意義?這或許是一種學術研究領域的哲學問題,但,亦是學術研究領域最為實際的問題,甚而,亦是一般社會公民應當關心的。


  對於Wright Mills而言,所謂的「社會研究」,或者社會科學研究,其意義是須利基於「社會學的想像」問題意識基礎之上的。Mills認為,透過或者具備「社會學的想像」,我們能從一個俯瞰的位置,觀看整體社會的理路。他認為,具備「社會學的想像」的社會學者或社會學研究者與他人不同之處,在於這些人能從個人傳記與日常經驗與社會結構問題作連結。而「社會學的想像」,便是一種從個體經驗/個人煩惱出發,以設想他人、將心比心的態度,將自己的煩惱與問題連結到整體社會的結構性議題上,思索其個人煩惱與問題與整體社會結構議題間的關係為何?並且以此態度,循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與途徑。


  而夏曉鵑《流離岸尋》與高承恕《頭家娘》兩本社會學式研究的報告小書,便可稱之利基於此之上著述立言。夏曉鵑《流離岸尋》乃以一種社會結構與研究者個體經驗交會的方式,論述該書的研究意識與個人研究出發。夏教授再研究與訪問的同時,反思並且體認了研究者本身的主觀感受對於研究的影響。她以自己本身人生經驗出發,體認了自己與身為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台灣人與台灣社會,其與當今來自東南亞各地身處異鄉辛苦奮鬥的所謂的"外籍新娘",兩者間的相似處是如此的雷同,而這般體認便成為夏教授研究的關懷,乃至於實踐社會運動的基本立場。


  高承恕的《頭家娘》,則看見了台灣女性在台灣戰後經濟起飛的年代,所處的家庭與社會位置。台灣的女性,尤其是中小企業的「頭家娘」這個角色,事實上是整體台灣社會與每一戶台灣家庭中的核心,但是,這個角色卻難以發覺於一般行政研究與商業經營研究,甚至於整體社會經濟與歷史分析研究的論述之中。就此,高教授便以此出發,企圖從頭家娘這個角色在社會經濟與家庭間的位置,研究其所構成的結構性影響,並且告訴我們應當正視台灣女性在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年代,甚至是未來所擁有的重要性。


  基本上,Mills、夏曉鵑與高承恕的研究出發、問題意識或研究關懷點很清楚,對於研究方法的態度亦相當開放而不拘泥。從以上三位社會學的前輩與老師們的研究與討論,我所體認到的是一種以研究者自己個體經驗出發,將自己的經驗與問題轉向試圖連結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並且以此同理心與感受,研究此一社會議題。


  而學生的學士畢業論文以及上學期的期末研究提案報告,產生之因,乃在於我的大學時代對於台灣的大學傳播教育的不滿與反省。學生民國88年進入士林某一間私立大學傳播學院就讀先修班,89年正式考入其傳播學院成為所謂的「大學新鮮人」。就在入學之後,進入後突然發覺,「大學」予我的想像與實際的重大出入。我開始發覺,大學並非我所想像的,青草綠樹吹滿校園,學生三兩或席地而坐、或漫步林間、或騎著腳踏車載著女友穿梭往來於校園,而學生間的討論,在於課業、在於知識在於感情,大學生活應是溫文儒雅亦狂亦俠。在這般大學想像之中,我可以接觸到豐富的學理知識,人文歷史社會的廣博知識世界。


  然而,就不說校園。我所接觸到的大一大二新聞傳播課程,不是新聞採訪寫作、視覺傳播、電視節目製作、廣播節目製作等,學習如何實務「操作」的課程,這種課程佔滿了我大學三分之二的畢業學分。什麼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與心理學等所謂的四大社會科學,只在我的大一生活中,總共佔據了少少的8學分,傳播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課程,總共也只佔據了少少的12學分。我的大學生活,被滿滿的教條式技術操作原則所圍繞、被商業媒體的運作思維所圍繞。


  而這所傳播學院的最高領導者所關心的,是如何產學合作,如何提高學生就業率與就業技能。媒體實習必修,佔用了大三整整6學分,實際工作起來的份量甚至可以是滿滿的12學分。這位學院領導者,並以商業媒體為求綜效所用之「大編輯」(或稱數位整合平台)模式進行實務運作實驗,整合校內實習媒體,為該實習媒體平台所用。而我母校的傳播研究所亦在其要求之下,規定研究生碩士論文寫作只能用「量化統計」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寫作。


  在這樣的環境下就讀,我著實感到矛盾、不滿足與氣憤。如同一則廣告詞曰:「這是我們喝的水嗎?」,我也開始反問:「這些是我們該學的嗎?」於是,我開始深刻反省與思考,台灣的大學教育與新聞傳播教育是否是出了什麼問題?大學教育的技職訓練化是對?是錯?而這種教育的做法,對學生而言是好?是壞?


  所幸,這所從技職體系升上來的學校很奇怪的,要求學生畢業要寫一篇畢業「論文」,也因此,我利用這個機會嘗試的去撰寫了一篇不倫不類的論文《從新聞專業性探討台灣地區傳播學院教育問題之研究》。


  當時,我想要問的研究問題,只是,台灣的大學教育與傳播教育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這種職業訓練化的政策與方式,是對?是錯?而我的研究立場,也只是一股初衷,想要批判這位傳院的領導者以及其傳播教育政策。對照起來,我個人認為我「似乎」是有以「社會學的想像」來觀照與研究台灣的傳播教育問題?但是,由於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亦是該校傳播管理碩士,所學之方法與理論亦有所侷限,而我被要求要用一理論來檢証我的論題,以及必須要以客觀的研究者立場進行研究的探尋,就在三個月的時間壓力下,我急就章的用了一個理論,也急就章的找了幾位系主任與老師作短暫的訪談,完成了一篇所謂的「論文」。


  爾後,在投考研究所期間,開始比較能從較為深入的方式,瞭解整體台灣高等教育政策的問題與歷史脈絡、媒體環境變遷與台灣傳播學術研究與傳播教育的歷史變遷與結構形成,及其與美國傳播教育與傳播學術研究間的關係。我逐漸開始理解,新聞傳播這個科系本身的技職訓練教育本質,以及解嚴開放後的10年間台灣高等教育政策市場化與大眾化等的自由化趨勢,加以此10年間台灣商業媒體大躍進似的蓬勃發展所引發的就業人才需求,致使得台灣新聞傳播科系的大量開設、彼此競爭。於此同時,「學術資本主義」亦開始在高等教育中逐漸擴散,新聞傳播教育在此競爭環境下亦同,而使得新聞傳播教育必須開始更為重視所謂的「就業市場」。而我的母校,便在那樣的結構環境與經營思維下,形塑出那般的教育政策,而我,也就在此般教育政策下形成了我對於傳播教育與台灣高等教育的疑惑。並且以此「論述」寫下了上學期的期末提案報告〈
台灣新聞傳播教育之高等教育市場化問題研究〉。


  而這篇研究提案報告所要問的問題,是:學術資本主義是否對於台灣的新聞傳播教育有影響?是什麼樣的影響?當下的台灣新聞傳播教育有什麼樣的問題,而學術資本主義是否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以及,我們又是否應該容許學術資本主義在新聞傳播的學術研究與教育領域之中擴散,而成為台灣傳播學術研究者與教育決策者凡事必謹記於心的思維?那麼,在這種競爭意識的趨勢下,大學教育的博雅教育精神又如何能夠存在於台灣的傳播教育之中?學生們真的能在這種競爭意識下獲得「有用」的知識?


  比對於夏曉鵑《流離岸尋》與高承恕《頭家娘》,我的「學期報告」或許只是在出發點或許還能稍微類同於兩者之研究,也就是從研究者個體經驗與問題出發,關注的是與此相關的議題政策層次問題。然在其他層次上,則為不成熟之作。諸如;研究方法的選取上,執著於質量之分類、整體研究思考邏輯的不完整與跳躍、研究問題焦點的模糊、研究問題與問題意識的不夠明確,以及文獻檢閱的質與量皆有所不足等。諸此,學生仍當再補足與強化上述問題。


  至此,學生仍認為自己的所欲探討之問題,仍有再釐清問題意識並且明確化與縮小所應探討的問題是什麼?這是學生當前學習研究方法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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