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下輔大大傳所的同班同學Nicloas所翻譯導讀,感謝Nicloas同學同意本人將本翻譯導讀轉載自本部落格上。

過去五十年來,以「傳播政治經濟」為題的相關研究,如同19世紀中期政治經濟學般,快速的發展。有些研究以媒介產業結構為焦點,強調媒體所有權在政治經濟上的效果,有些則關注所謂大眾傳播中的「商品」過程不同部分,如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 

大體而言,傳播政治經濟承接的是批判研究框架,因此公然承載價值。由於政治經濟起源於道德哲學,因此傾向強調具體道德方針。具體來說,大多數的傳播政治經濟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描述源自於結構與傳播系統運作下,所導致的社會權力的不平等。作者在這文章中首先界定「政治經濟」的概念,並回顧當代文獻後,再探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並界定此領域中不同的研究區塊,最後則建議在新的媒介環境中,未來可研究的發展方向。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課題

文章:Graham, P. (2006), Issues in Political Economy. In A. B. Albarran, S. M. Chan-Olmsted, & M. O. Wirth(eds).
Handbook of Media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pp493-519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過去五十年來,以「傳播政治經濟」為題的相關研究,如同19世紀中期政治經濟學般,快速的發展。有些研究以媒介產業結構為焦點,強調媒體所有權在政治經濟上的效果,有些則關注所謂大眾傳播中的「商品」過程不同部分,如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

大體而言,傳播政治經濟承接的是批判研究框架,因此公然承載價值。由於政治經濟起源於道德哲學,因此傾向強調具體道德方針。具體來說,大多數的傳播政治經濟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描述源自於結構與傳播系統運作下,所導致的社會權力的不平等。作者在這文章中首先界定「政治經濟」的概念,並回顧當代文獻後,再探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並界定此領域中不同的研究區塊,最後則建議在新的媒介環境中,未來可研究的發展方向。



Key Definitions

作者將政治經濟定義為「不同種類的價值如何被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的研究」,因此,他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關注的是了解「傳播與傳播科技如何包含在(figure in)政治經濟關係中」。在這領域的研究上,研究者必須描繪人、媒介系統兩者間的關聯,並描繪前者如何包含在社會與政治結構的發展、維持與改變的過程中。

作者認為,雖然「溝通」(communication)是意義在人們之間流通的過程,而「傳播」(communications)是意義流通的方式,但在這個章節中,他將這兩者意義合併在一起。這樣的觀點可以藉由學者Silverstone的「中介觀點」 (mediation perspective)來理解。採取這樣的方式有一個優點,在於並不將”communication”一詞從其生產與整個傳遞的情境中,所指涉的變動(movement)意含中分離。作者唯一使用,將傳播科技與傳播兩者意義分離的術語為「新媒體」,因為他認為該字詞有具體的科技意義,表示新傳播科技的傳布(diffusion)。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回顧當代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作者歸類出研究的五大主題,分別為所有權(ownership)、獨占(monopoly)、閱聽眾、近用權(access)與民主。他指出所有權的研究,同時依據企業透過媒介所有權的生產經濟權力,與媒介所有權集中的政治力下,所賦予的企業與企業所有人的觀點,來關注於媒介議題。獨占的研究焦點在於媒介組織如何在獨占資本主義架構下運作,形塑社會的普遍特質。閱聽人的研究焦點則在於媒介實踐對民眾與知覺能力上的影響,例如閱聽眾如何發展媒介實踐。在民主的議題上,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則關注扭曲的資訊如何侵蝕政治自主權的基礎,新媒體又如何提供(或不提供)直接、參與式民主的潛力。近用權的研究則關注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意旨根據接近使用傳播科技等級的階級劃分,意旨對媒介內容與內容市場接近使用權的缺乏。

作者認為,先前大部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都是在大眾媒體環境的情境下發展,在政治經濟的情境中,先前的研究大多是資本主義的特質,而非近期被描繪具有「統和主義」(corporatist)的特質。事實上,在了解現今新媒介環境的改變時,統合主義的取徑有其必要性,因為新數位媒體的出現與繁榮,並非單純模糊了媒介閱聽眾、生產者與發行商三者間的關聯,亦改變了經濟的模式。

Contemporary Research Themes

Ownership

所有權模式的研究在當代受到很大的關注,事實上,近年來所有權劇烈的集中化已與新自由全球化─從1970年代晚期的巨觀政治趨勢─產生關聯。學者McChesney認為新自由主義指「為了追求個人利益的極大化,少部分私有企業得以允許掌控大部分社會生活的政策與過程」。Schiller認為,新自由議題在媒介所有權所扮演的角色,已經使媒介所有權脫離了政府或教育制度的掌控,進入了去管制化、去監視化,並寄生於既存的電訊傳播網絡內的企業網絡自主領域。雖然新自由主義承擔侵蝕管制體制,使媒介所有權與控制權落入了私人領域的責任。然而,更近一步觀察則會發現,事實上該現狀並非透過去管制化而達成。事實上,由於新管制目的(oriented)的擴散,促使媒介所有權去管制化的推行,故使媒介網絡所有權從公眾所有轉向私人所有。

新自由主義的去管制化,使得傳播網絡企業所有權得以延伸至發展世界中的各個領域,同時,源於新數位媒體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經濟的特質上,也產生了「質」的改變。在此,企業角色的流動(sweep)產生改變,伴隨著數位資本主義跨越自由地理國家疆界限制的特質。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Media Ownership

「媒介壟斷」一詞最常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用來形容發展於20世紀,大眾媒介支持此種政治經濟環境的角色。獨占資本主義(monopoly capitalism)的概念由Lenin帝國主義理論的傳播導向概念衍生,並由Smyth發明。Smyth認為獨占資本主義為全球政治經濟的形式,乃少數大型獨占企業致力於避免價格競爭的共謀。大眾媒體的實踐對於大眾社會與獨占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維持是不可缺少的,而在此觀點下,最明顯的例子即為廣告。

McChesney則宣稱在研究對媒介所有權在獨占資本主義中,如何抑制公民獲得真實平等的參與式民主的能力時,都必須要包含研究認同維持此媒介系統的全系統宣傳活動,而Herman與Chomsky的宣傳模式對於此現象的了解是必要的。

然而,學者Klaehn卻挑戰了這個在閱讀上沒有問題的企業媒介所有權與公眾意識兩者間的關聯。他認為宣傳模式預設了閱聽眾受到了影響,但卻沒有提供任何研究的方法。由於沒有理論化閱聽眾效果,且在假定新聞內容是片段的,以便生產在意識形態上對企業有用的與維持金錢利益的新聞優勢解讀的前提下,他對「宣傳模式是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在獨占資本主義下,企業組織是否可以行使成功的同質化與如何達成的問題」提出質疑。

Schiller則點出媒介所有權的全球集中化現象是瘋狂管理活動下的結果。藉由同時控制重要與細瑣(trivial)的資訊,不論在議題設定上,或對品味模式行使廣大影響力上,獨占資本主義皆促使媒介組織擁有顯著大量集中化權力。

Audience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閱聽眾上的研究,可分為兩大類,一類關注媒介訊息對閱聽眾上的效果,另一類則關注在媒介過程中閱聽眾「共同製作者」(co-producer)的角色。前者源自於閱聽眾研究,並充斥著有關媒介消費模式在意識決定上、因果議題、意圖…等爭論。在這領域範疇內爭論的議題可從激進後現代觀點,對於人們做出強烈的個人假設,因此僅看到含混的個體差異,到強烈的廣告主、市場商人決定論,宣稱閱聽眾效果可以經由量化型式的計算。在此觀點上,作者認為相較於資本的本質可源自於人們對不同大眾產製媒介內容的回應,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已不再能源自於訊息對個人的效果。

作者認為閱聽眾在政治經濟型式的組成中,是生產的、確切的、具體的因素,這個觀點源自於Horkheimer與Adono的觀念─閱聽眾在大眾媒體生產體系中為主要的受眾,而商業媒體在此過程中的首要任務即為生產消費者閱聽眾。Smythe則延伸的這個概念,精化了「閱聽人勞動」(audience labor)的概念,並界定了以往以閱聽人為焦點的媒介研究的謬誤,與否定閱聽人的主動性與唯心論。

Smythe認為傳統的、中產階級的傳播理論是唯心論的,因為過去關於大眾傳播的研究將大眾媒介的生產界定為「訊息」、「資訊」、「圖片」…等概念,而這些概念都是主觀的內在實體(mental entities),皆由表面觀察而來,脫離真實生活過程。娛樂、教育、目的導向與操弄的本質並沒有指涉至任何媒介內容中,然卻指涉至媒介的效果與目的上。

Smythe認為由於馬克思主義學者皆沒有解釋在寡佔資本主義下,大眾媒體如何產製閱聽眾至市場商品中,因此在透過需求管理使獨占資本主義產生功能上,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皆沒有從歷史唯物論者的角色,描繪意識工業(consciousness industry)在此的角色。

Smythe在閱聽眾研究上最大貢獻在於閱聽眾勞動的歷史唯物論主義。他認為,由於閱聽人權力(audience power)被生產、販賣、購買與消費,因此閱聽人權力掌控價錢,並成為商品。大眾媒介為了向廣告主兜售,必須生產閱聽人,也由於閱聽眾現今相較於廣告主,花費在媒體的時間較多,因此在媒介內容上,閱聽人就擁有潛力運作自我的經濟購買權力。在閱聽人生產的過程中,閱聽人本身不再被動,而是擁有要求在生產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並要求內容形式的目的朝向更多滿足的提升與對等權力關係的機會。除外,由於媒介內容製作成本的降低與製作工具由開放性軟體的提供,使得閱聽眾在內容產製的過程中獲得近用權。

Bourdieu則認為,大眾媒體制度對實際社會各領域皆有有害的影響,例如新聞業、司法、美術、文學…等,他認為每個個體都有權力利用其固有的創造力,建構一個沒有獨占媒體產製系統,特別是媒體產製系統普遍性控制的媒介環境。

Masco也宣稱「參與式文化」可以確立企業媒介網絡的力量,他利用Gaudemar的「動員」(mobilization)概念來框架大眾媒介廣告的分析與大眾媒介中交叉行銷的刺激力(luminal force)。他認為現今的媒介景觀中充斥的行銷,而不論是奧運、大學校園或自家內,都是此種行銷活動運作的場域。

對於許多權威學者而言,新的媒介傳播環境提供了翻轉20世紀中媒介關於文化趨勢效果的可能性。在這些新媒介情境內研究政治經濟的學者中,大部分不切實際的研究被稱之為多元的、「後現代的」、「後工業的」…等「後學」的。

Garnham則認為那些在更長與更大的社會結構之上給予個別代理人特權的相對論者、唯心論者與激進後現代閱聽人理論者,直接將現狀納入手中(play directly into the hands of the status quo),而沒有提供挑戰的基礎。同樣的,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假設結合激進語言學觀點,也只會導向更多相同的理論與實踐觀點。

作者認為,由新媒介所促成的新的公眾互動空間,為上述研究的傳播互動、調停帶來可能性,雖然這種可能性通常是不真實的。了解前述特性,並了解閱聽人如同生產者的新價值創造過程的效果,對於想要理解當代媒體與為了創意素材的新興市場如何達成更好效果,以產製更有市民目的導向的媒介環境是必要的。


Access

隨著新媒體環境的發展,近用權的議題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上,已被視為一主要研究取向。Schiller即非常注意在新媒體與舊媒體環境上,近用權相關的綜合議題。他認為我們可以從遍及全球的媒介景觀中,新媒介維持與擴展既存的媒介同質的情況下,得到更多相同處。簡單來說,Schiller從美國在大眾傳播發展的年代中,看見了美國媒介組織對全球文化的攻擊,而此現象在資訊年代中,透過對設備與市場的控制,讓現象更加惡化。

前述的現象,通常與資訊富者、資訊貧者的議題並置討論。這個假設認為沒有電腦者在地位上是貧窮者,且這樣的假設是在「如果人們建構,服務就未到來」的迷思哲學上,偏向於科技決定論的觀點。相對的,Schiller的資訊不對等的概念是一種象徵的綜合觀點,包含了對科技系統的控制,也包含權力結構、政治傳統的概念,而非僅僅是科技的近用。

Schiller對於近用或資訊控制的觀點為內容、科技制度與管制結構的綜合體,被視為是一種複合體制,在全球標準上,反覆灌輸維持與增加資訊不平等的共同論述。


Democracy

傳播政治經濟研究原則上關注的是統治的、全球的、共同擁有的媒介系統在擁有明顯民主體制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中,其效果為何。隨著新互動數位媒體的出現,電子民主(e-democracy)成為一明顯可別的研究領域與一明顯可別的國家、國際政策制定努力的領域。更樂觀的觀點則為新媒體促進一種與政府當局為夥伴的關係,在此關係中,公民可參與政策制定的過程,且以議題為基礎的網路遊說(cyberadvocacy)誕生,以做為增進民主參與的力量。

關於傳播與民主、傳播與資本主義間的關聯,以下的學者可做為例證。Castell宣稱在資訊年代中,社會的階層與社會、政治動員會產生精細的改變,在新社會動員取代舊階級政治的觀點下,階級形式的分析將變成過時的產物。雖然宣稱經濟階級與階級政治已經消失的論點非常脆弱,然而事實上,社會論域的秩序已有了清楚的改變,並伴隨著富者與貧者間的差距擴張。
    
Castells對在網路社會中的價值產製的論點如下─「我思,故我生產」(I think therefore I produce),因此為了網路組織者,他建議可由資訊勞工價值理論加以代替產業勞力價值理論。

Schiller尋求的是民主是否可以在企業利益中,使一個在社會組織上,強化資料損失的市場體系得以生存。他並不特別關注近用權的問題,因為他認為新的社會空間源自於舊的社會空間,因此在舊系統所建構的特質上,會有新系統的特質存在。
作者認為,網路並非僅是為了高度財獲與全球跨國利益的中心產製與控制體系。網路已經提供了如同Castells所指出的,對全球化反抗形式的方式。除外,網路也是最有可能得以崩解其所支持的真正系統的場域。

作者認為,Schiller所說的雖然是真實的,然而為何他說的是真實的也非常的有趣。新媒介已改變了金錢(money)的社會特質與形式。在現存的條件中,金錢已全然從任何指涉對象中脫離,變成看似全然的符號價值。科技使得「價值」從本質上被視為珍貴物質的特性中脫離,降落於僅僅為「在虛擬空間中成員流傳的系統」的特性,而這樣的特性使得創造有意義的政治改變變的有可能。

A Brief History of the field

「要發展資本的概念,必須要從價值開始,更精確的說,要從已發展的流通機構中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開始…」(Marx,1973,p259)

作者認為,對於一個充分理解的政治經濟來說,價值理論是必須的。因此,研究傳播對政治經濟上影響的歷史研究,對於了解價值的競爭、金錢的特質如何在這些研究中,伴隨著整個20世紀內媒介環境特質的改變,而產生改變,是非常重要的。如同19世紀晚期的政治經濟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也開始縮小關注的價值範圍,最後以金錢特質為前提,而沒有對其社會資源做出質疑。

如同學者Inns認為的,「每一個社會公民都有他們自殺的方式,而伴隨著焦點逐漸放置在了解其他價值面向的成本上,經濟風險變成了較高的解釋分枝。」每一個社會,依據本身成功的知識寡占的觀點,都有經濟歷史的特質。

事實上,政治經濟學有著Innis知識寡占的根源。Innis杜撰「知識寡占」的字眼來描繪在整個歷史過程中,某些特權群體享有獨占性,得以近用某種知識的事實。然而,即使是從Innis所描繪的這個年代做為起始,我們依然要承認學者Horkheimer與Adono的那些關於文化工業的相關內容,對於現今的環境還是有其相關性。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Lasswell與Bernays嶄露頭角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變成一種起初的原則。跟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克里爾委員會(Creel Commission)展開的宣傳方法的策略與效果,當時的人們可以很清楚的理解新媒體的政治經濟意涵,與新媒體所伴隨的,得以改變社會功能與特質的能力。那個時期是對於「宣傳」(propaganda)關注的時期。

Lasswell對於宣傳的定義,基本上是一種植基於非哲學社會觀點的傳播政治經濟領悟(understanding)。基本上,評價的模式可做為價值的另類說法,指出了與代理人面向有關的價值與資源。由於Laswell理解到參與文化的網絡評價模式,是宣傳的首要目標,因此Lasswell並沒有將經濟從政治上分離。作者指出,人們在歷史與文化特定方式下,評估世界的外貌,而且透過文化價值得以生產與在生產的過程,這樣的舉動持續不斷的。

對於Lasswell而言,宣傳可能是正面或負面的,然而,宣傳的目標永遠都是「文化價值」。Lasswell認為宣傳事實上對於民主的運作,是必要的手段。他認為傳播科技的進步、識讀能力的增加與意見的公開討論、投票的採取已經創造了一個對獨裁體制的奉承,而宣傳即是獨裁者支配他人的技巧。因此,他認為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有著無法分開的關連。

對於Bernays而言,宣傳則為一種內化的努力(internalist endeavor),因為他認為基本上宣傳是屬於心理學的,但是,宣傳依然有以形成社會價值的目的導向。他認為宣傳是統治者扭曲大眾態度的力量,而對於成功的宣傳而言,具備分裂社會群體知識、領導群體重要性的知識與追隨者習癖的知識,在宣傳的過程中是必須的。Bernays認為,在大眾產製的年代(the age of mass production),為了意見、態度的大量分布,必須要有一相符合的科技,因為為了公眾態度的大量產製,也需要一相符合的科技。
    
Gallup則將完美的民主(perfect democracy)視為是政治行動與持續民意測量兩者間的立即關連。他認為民調的效益不該被政府或政治人物所限制,民調對於社會問題的領域,也是相當有幫助性。量化方法可以測量不同面向的價值,因此在許多主要心理學家與社會科學家對測量民意的問題感興趣的情況下,不用多久的時間,將會到達如同Bernays所描述的民主發展的最後階段,屆時,大多數的公民都可以被清楚確認他們的意見。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n Nazi Germany

階級經濟(classical economic)的原則在歷史上被有意識的使用在傳播政策上的時期,首屬納粹德國的宣傳。納粹德國在大眾領域上,生產了許多新的價值與新的權力結構。對於納粹宣傳家而言,宣傳是對公眾的道德責任,是種價值與公有財(public good)。

道德、國家、生物、種族…等價值通通在納粹的傳播政治經濟上的計算內。對於他們而言,財富(gold)並非金錢價值的測量,納粹的基礎在於德國的勞力與對首領的信任。
事實上,全面性的納粹訴求宣傳手法,結合對大眾傳播的控制,創造了密集的、廣泛的、嚴厲的傳播效果。「納粹德國的短暫成功,應歸功於傳播政治經濟的精通理解」的這種說法雖然看起來太過於簡化,並且過於冷淡,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為了德國人,納粹政體成功的開始產製全新的價值,而納粹政體的傳播策略是以產製這些價值為目的導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納粹政體也隨著新的評價模式,創造了行動的字義擴張(literal explosion)。

Formalizing The Field Around Means of Production

從Innis以降,傳播政治經濟學變成了一個可識別的領域。即使可能會產生「Innis在某重大程度上,必須對傳播科技人為的從傳播中分離加以負責」的說法,然而藉由將焦點放置在新媒體與新政治形式兩者間的關係時,Innis卻提供了一種歷史唯物論的研究方法。藉由強調科技形式,Innis認為新媒介如何對文明世界的維持、侵蝕與改造,是基於「知識寡占」所關注的那些產製方式。除外,Innis也拓展了媒介的概念,將迷思、禱告、字母、武器…視為是傳播的方式,因此也是產製、維持與破壞知識獨占、文明世界與其相關文化的方式。

Innis對於傳播政治經濟學最大的貢獻在於他的傳播主題理論(staple theory),他認為當我們以「媒介」的觀點來思考時,「傳播」在帝國成長的時期,則會被視為是最基本的主題。在此觀點之下,產生了兩個對人類經驗基本觀點上的關注:時間與空間。由於Innis的洞見,他將政治經濟系統的特質,以時間與空間加以界定,將焦點放置在新媒體如何挑戰、改變文化、空間、政治形式與時段四者間的關係。

Innis的這種理論核心是種內在的挑戰,用以窄化經濟學領域研究者所持有的價值概念。近期在「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符號資本」與「三重底線」等字眼的增加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價值概念關注的出現。
早期的宣傳學者對於價值的概念,大多抱持的相似的觀點,然而Innis則有很大的差異。他拒絕屈服於近代思維,將民主過程與在傳播中投入的資本相連結,並強烈的希望他的行為可以打破現代傳播知識的獨占,更進一步的摧毀這個政治權力的腳與舌頭。
    
Innis的同事McLuhan則將此「科技觀點」推向至迫使人們展開「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一詞,將其視為是負面的稱謂,來描寫任何在媒介研究中,強調新媒體轉變面向的論點上。事實上,McLuhan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上,亦為一重要的學者,他強調人類感官機器,與此感官機器與那些口語、視覺目的導向媒介產製的不同價值、科技轉變所承擔的政治與文化效果的關聯性。在這觀點上,McLuhan在他的著作《了解媒介》的〈金錢〉章節所提及到一富有啟發性概念。他說到:

「就像其他的媒介,金錢是最主要的、物質的資源。如同一種力促改變與交換的外在、視覺形式般,金錢的本身就是一種共同的形象,所仰賴的是社會所給予它的制度地位。一旦金錢與商業參與脫勾後,金錢的本身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作者認為,McLuhan與Innis為社會科技的歷史學家,例如Pacey、Mumford等人開啟了研究的方式,讓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出現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文獻中。讓他們得以包容在這個領域,使得我們認識到了這個特質,即科技本身即具有傳播的特質,且科技在傳播經濟的形式上,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雖然,這樣的包容有時候威脅將太多重點放置在「純科技」上,然而對科技的強調與其社會特質,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上,已經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Issue in Contemporary Approach

在當代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單一迫切議題,是無意識的將經濟從政治與其他人類互動的社會面向中脫離的趨勢,這會導致經濟價值人為的從其他面向中脫離。

雖然大多數的研究者對於「資本主義必須要以政治經濟的分析」為假設的觀點持明確否定的立場,然而在此還是可以看出兩項趨勢,其一為以金錢為前提的趨勢,其二為將資本主義展現成為在政治經濟的研究上,是不可避免的研究客體。如同Garnham所提到的: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永遠都關注於社會關係結構與社會權力的分析,然政治經濟學也特別關注所謂名曰『資本主義』的社會系統的特質…」

McChesney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視媒體與傳播系統、內容是將經濟因素與政治社會關係兩者相連結的領域。然而藉由著將經濟從政治中的脫離,且將政治、經濟兩者同時從社會中的其他面向脫離時,McChesney則對於傳播政治經濟學提供了人為的挑戰。經濟與政治稍微從社會關係分離現象的到來,是媒介系統本身的成就。古典政治經濟在社會關係假設上的持續進行,事實上是一個破裂的整體,然直到最近的發展,我們才看到社會科學斷裂成許多所知的原則。

當代取徑所隱含的是一種價值破裂理論(broken theory of value),金錢被視為是一種相對穩定、同質的表達形式。而在這個經濟的領域內,則產生了一種從該領域的研究中,緩慢徹底破壞除金錢以外的所有價值的趨勢。

McChesney強調,藉由的量化微觀經濟學的分析、社會學所提供的民意調查、人性的達爾文式理解,政府政策得以產生。藉由強調政治經濟形式的結構意涵,事實上,傳播政治經濟是不同於媒介經濟的世界觀點的。然而,如果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是要了解傳播實踐下所產生社會不平等,並且意欲改善時,那麼在其基礎上,這個領域需要的是一綜合的價值理論。如果我們要完全理解政治經濟系統的本質時,那麼對於聲音系統的界定也是相當必要的。

作者指出,雖然將傳播政治經濟視為大多附屬於傳播問題的情境是必要的,然他並不同意Mosco的「資本主義系統持續主宰世界」的觀點。他認為這樣的觀點忽略了20世紀中統合主義(corporatism)出現與成功。

作者認為大多傳播政治經濟的形式,在統合主義原則下,已經從1916年的Creel委員會的群眾調解(mass mediations),到希特勒主義、法西斯主義、史達林蘇維埃主義、1930年代公共廣播的開端,到20世紀晚期,21世紀早期所出現的龐大國家批准的獨占中誕生。因此,傳播政治經濟至少必須包含這些政治情境的組織原則。資本主義假定相當自由的市場、自由貿易、多元所有權、持續低廉的工資的這些特質,然在過去傳播政治經濟的特質發展上,並非依循上述特質。在傳播政治經濟中,交易沿著傳播的路線,而非相反路線,已是陳腔濫調。作者認為,任何政治經濟形式的元素,都無法同時的被分開且了解。
    
由於現今的體系並非由資本階級所主宰,而是由團體主義的階級所主宰,因此作者在此對團體主義提出了定義。他認為資本家形成了擁有階級(owning class),他們的政治權力源自於對所有權的擁有;而統合主義者是控制階級,他們的政治權力源自於控制公眾論述。在統合主義的觀點上,一個企業中相對少數的人可以控制多數的人,由其是在所有權受迫於勞工與其餘公眾手上的情況下。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Economies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在本篇文章中,作者認為政治經濟學的轉變,已經到了必須要重新思考的程度,才能徹底了解這些改變。由於當前系統快速的出現,因此對於先前的概念而言,已經僅剩下少數概念得以用來分析當前系統。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假設是政治權力遵循著傳播路線,並要求這條路線必須有效的行動,生產的社會關係視媒介系統的職責,且源於這些關係,歷史獨特的政治經濟形式得以在新媒介的引領上而出現、維持,或以某些重要的方式改變。

作者認為,在現今的情況下,有四位學者的觀點可以做為基本的元素,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綜合成一致性的取徑,這些學者分別是Smythe的意識概念、Marx的價值理論、Silverstone的中介理論與Lemke的意義理論。

作者指出,Smythe將意識定義為人們在生活中所有的察覺(awareness),包含在多元組織形式中對自我的了解,與對他人與自我關聯的理解。意識是種動態的過程,伴隨著互動的進行與個人在家庭生活與其他社會型式的生活過程上的認知。而意識利用的是情感、理念、本能、記憶與其他所有的感官機構。

隨著我們的政治經濟體系已經變的技術上更加複雜的同時,作者提出,所謂的「經濟」也應該更正式的包含更多人類經驗的個人面向。適合更抽象的人性面向的普遍系統趨勢,是以「知識工作者」、「知識經濟」的字眼加以闡釋。突然出現的政治經濟形式,則是主要圍繞在企業符號工藝品的產製來加以組織,並且藉由新媒體的擴散來促進。隨著突然出現的政治經濟形勢的持續發展,新的、更抽象的價值形式也會發展,在知識經濟中更加符合新形式的抽象勞動(labors of abstraction)。這個價值的形式並非僅是貨幣的,雖然在某些時期,可能可以金錢換得,但是,我們可以用不引起爭論的方式來說「金錢的價值已經滲透至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然而,作者認為金錢已經人們接受具有與生俱來特質,而非僅是人們評價社會、所處世界的附帶現象的表示,而達到此與生俱來的特質是藉由著其他價值面向的操弄。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必須要一個運動理論(theory of movement),得以包含傳統上不相容的時間、空間面向。
由於運動調整了我們時間與空間兩者間的斷裂,因此中介透過並橫跨時間、空間,歷經了有意義的移動。中介的過程包含了制度、群體與科技的運作,且在文字中是文本拆解(textual unraveling)的產物,每日生活的行為與經驗。

伴隨著Smythe的意識概念、Marx的價值理論與Silverstone的中介理論,加以特定的方式框架後,我們就具有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上的基本元素,這也會讓我們得以了解不同意義的面向。而不同意義的面向可以在Lemke定義的三期系統中來描述:呈現的(presentational),即意義的相關性;態度的,即意義的評價面向;與組織的,即意義如何取得連貫性。如果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為了要了解現行系統與歷史上其他系統的差異程度時,那麼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就必須在態度領域(attitudinal domain)開始。

雖然這些取徑的綜合、社會關係改變的方式都可以以概略的字詞來了解,然而在現今的情境下,還是有許多部位需要被了解,例如政治、財政、軍事宣傳、反抗、革命與科技改變;商業產製、發行、交換與消費;各式各樣的基要主義、和平運動與環境爭奪在新媒介網路的空間中,被引領至某些很大的範圍中。這些都是未來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必須要去了解的地方。

Conclusion

作者提到,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最基本的層級上,是關於價值產製的研究,與權力在傳播合理範疇的實踐。新的政治經濟形式需要新的了解,在管理的方面,新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需要全新了解,包含了解義式生產的方式、價值產製的方式、意義移動的方式、與在具體意義中這些面向被真實化的方式。透過這些政治經濟面向的綜合,我們才可以運用最負雜、巨大的社會關係體系,我們才可以開始詳細計畫一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課程

 
 

 

 


attemborough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3)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