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論壇   930830
南方朔

 「告別演說」與「告別專欄」,經常都是政治家或專欄作家畢生經驗與智慧的總結,因而能夠理性與感性交融,在口才與文采裡散發出動人的幽光,點撥人們的迷執。

 在「告別演說」裡,華盛頓的任滿感言,乃是謙卑政治家的典範。他的那種態度,後來變成了傳統,影響到許多代政治人物,因而後人遂說有了華盛頓是美國的幸運,他用謙卑的道德把一個不可能的國家黏合成為整體。而艾森豪總統的「告別演說」,則最具警示的預言性。他深刻的體會到龐大的「軍產複合體」(mi litary-industry complex),將會把美國推往窮兵黷武,到處吹風煽火,製造戰爭的方向,因而在任滿時要求美國人民對那個體制多加防範。他的預言到現在業已成真。

 而在「告別專欄」裡,「紐約時報」前經濟專欄作家里奧納‧希爾克(Leonand Silk)把經濟學即人學的道理做了最好的證言,他的那篇「告別專欄」在美國廣被流傳,已成了一則小經典。而在最近,我們則看到了美國最具公信力的電視主播華特‧克朗凱所寫的「告別專欄」。這位可尊敬的媒體耆宿以他從事這個行業六十八年的經驗,在離別之際,提醒報紙毋忘了「歷史看守者」的角色。他希望媒體對公眾事務多加注意,少一些煽色腥。他指出:「正派的報紙努力呈現地方及國家爭議話題的各方論點,是我們歷史的根基。報紙是歷史學者做研究的素材,與我們所謂的民主絕對有關聯。畢生採訪過許多次美國大選的他,對美式金錢選舉深惡痛絕。因而也主張公費選舉,避免讓媒體淪為宣傳的工具,使得政治也因此而遭扭曲。

 歷史看守者角色須堅持

 華特‧克朗凱在現在這樣的時刻,對金錢政治污染媒體,因而政治的本質也被扭曲的現象做出針砭;同時也要求報紙做好攸關民主至巨的「歷史看守者」角色,其語重心長,誠可謂切中時弊。媒體在古典自由民主發生的過程裡,乃是重要的「公共領域」,但到了今天,媒體的「公共領域」功能早已喪失,更談不上所謂的「第四權」了。隨著新的金權政治和民粹政治的崛起,媒體早已變成政治正確的「共犯結構」重要環節。報紙別說看守歷史了,甚至連看守自己,都已成了極其嚴峻的考驗。

 傳媒多畏懼民粹法西斯

 也正因此,從「九一一」之後直到最近,美國報紙的自我反省遂成了人們可以來共同思考的問題。「九一一」的出現,使得美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情緒趨於高亢,而美國統治者見民氣可用,遂將其導往到愛國法西斯的方向,並據以做為對外侵略的理由。而在這個愛國主義被扭變為愛國民粹法西斯的過程裡,美國眾多的媒體中,除了堅守人道自由主義的「紐約書評雜誌」敢於提出質疑和反對外,所有的大眾媒體如電視報紙,都畏懼愛國民粹法西斯的鋒芒,縱使警覺到其中可堪質疑之處甚多,但卻沒有一個敢於輕攖其鋒,因而媒體遂淪為「非自願的侵略共犯」。媒體的自我反省,一直到了五月份虐囚案爆發,才告出現。「紐約時報」在五月份刊出的自我批判中即指出,它們早已發現到,「我們所做的報導,有許多並沒有它們應有的嚴格」,而且還常被「新聞來源所誤導」。今年五月,英國有關偽造入侵伊拉克假證據之事早已鬧開了,再加上虐囚案的爆發,「紐約時報」才敢對媒體角色做出反省。由此已可看出,媒體要抵擋民粹法西斯是如何的困難。

 「紐約時報」的自我批判出現在五月,近年來早已向右邊靠攏的「華盛頓郵報」,它的自我批判則遲到八月份才出現,但它的自責成分更多了。在自我批判裡它指出,當時該報的總編輯和其他主要負責人都心想:「馬上就要打仗了,我們何必去管那些是否事實的新聞呢?」我們只注意行政部門的所做所為,而對那些不認為戰爭是個好主意,或質疑戰爭理由的意見,根本就不理會。」當年揭發「水門案」的該報記者,現已成為副總編的伍德華(Bob Wo odward)也承認:「當時我們就應該警告讀者,根據我們所擁有的信息,入侵的理由其實是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麼牢靠!」

 因此,從二○○三年三月美國正式入侵伊拉克,兩個世界級的大報,要過了一年多之後,才敢於面對它們做為「戰爭共犯」的角色。這就讓人同樣想到二○○二年四月,美國策動並炮製委內瑞拉動亂及軍事政變時該兩報同樣成了「共犯」的故事了。當時美國白宮及國務院祕密介入委內瑞拉內政,並煽動罷工及鼓動政變,這兩大報在報導及評論上,也都配合官方的說辭,及至政變初步成功,這兩報皆宣稱這是「民主」的勝利,但那次政變被「美洲國家組織」一致譴責,因而已成功的政變又告失敗。經過這樣的起伏轉折,這兩大報的報導和言論,遂招致讀者強大的指責,認為這是嚴重的媒體墮落。在讀者的指責下,在過去兩年裡,這兩大報在委內瑞拉問題的報導上遂趨於較為公正,甚至還主動揭露美國顛覆委內瑞拉的陰謀。

 媒體若無自覺恐成共犯

 因此,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美國入侵伊拉克和顛覆委內瑞拉上,最先開始扮演「陰謀共犯」,縱使心有所疑,但也膽怯的不敢去向「政治正確」挑戰,一定要等到該問題本身出了問題,勢移境遷─如美軍在伊拉克傷亡增加,並出現虐囚醜聞,美國民意也漸趨改變,以及委內瑞拉的軍事政變宣告失敗,始有可能去反省自己曾做過的「共犯」角色,由這兩個故事已可看出,在目前這個統治者們已愈來愈懂得操縱民粹法西斯情緒的時代,自由媒體所面對的,乃是一種更可怕的敵人,如果媒體不能對自己的「歷史看守者」角色有更深的自覺,並將這種自覺蛻化成更強硬的是非態度,那麼,媒體淪為統治者的共犯,殆已無法避免,這是媒體發展史上從未面對過的新情勢,不但美國如此,幾乎每個國家皆不能例外。

 在過去,無論半民主或民主國家,由於政治並未極端化,而且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並未瓦解,因而無論媒體、司法、政治、或社會、都有足夠大的自主空間,因而能在這種自主空間裡發揮仲裁、平衡、發掘真相、維繫共識、甚至創造新的進步價值之功能。在這樣的階段,媒體可以揭露迫害、主持正義、發掘被政客操弄的弊病。它會獲得人們的讚揚,並因而成為能夠與政治、立法、司法相互抗衡的「第四權」。

 不過到了今天,政治與社會的上述結構早已出現了根本的改變,由於媒體的商業化角色加強,而政治則因民粹主義趨於抬頭,於是,一種擬市場或泛市場的「市場民粹主義」遂被滲透到了媒體中。近年來,許多國家的媒體都愈來愈傾向於往「讀者要看甚麼,我們就登甚麼」,而不是「根據新聞專業紀律和尊嚴,應該登甚麼」的方向移動。這是媒體「脫自主性」的開始,它不再是一個古典的「公共領域」,而成了新形態的「市場」。這種「市場」的比喻,其實也滲透到了政治之中,因而遂有了「政策行銷」、「意見市場」之類的說法。這時候,任何一種卑劣的政治人物只要能煽動起民粹主義,它就會被轉化成對媒體生存權造成極大威脅的生存壓力。美國「九一一」之後,愛國民粹主義當道,有極多電視節目主持人、電視節目、媒體專欄作家,甚至私立大學教授,就因為發表了不是那麼悅耳的意見,而遭遇到有如暴民般民粹主義的壓力,而被媒體和大學校董會所解聘。當民粹被隱藏在市場中,它對媒體就成了比古代專制政府更可怕的敵人。「紐約時報」在一九六○年代敢於忤逆白宮及五角大廈,刊登被禁止刊登的國防密件;「華盛頓郵報」敢於揭露水門真相,但在伊拉克和委內瑞拉問題上卻甘於淪為「共犯」,這顯示的乃是媒體敢於向有權力者挑戰,但面對有民粹式暴民護體的統治者,它們的道德勇氣也不得不自動收斂了起來。這種躲藏在市場機制裡的民粹法西斯,已整個的改寫了政治及媒體的發展史。十九世紀政治理論家所擔心的暴民政治,已經以另一種形態在廿一世紀出現。它所影響到的不只是媒體而已,甚至還包括了同樣重要的法律。法律的民粹化和媒體的民粹化,乃是廿一世紀政治沉淪的兩大主軸。

 遲來反省勝過毫無反省

 因此,最近媒體耆宿華特.克朗凱在「告別專欄」裡要求報紙注意自己的「歷史看守者」角色;美國兩大頂級報紙「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皆羞愧的自我批判,揭露出它們過去向民粹法西斯投降的不名譽經驗,這雖然是遲到的自我反省,但它總勝過毫無反省。由美國的例子,也顯示出,對廿一世紀的媒體和媒體人,不向民粹法西斯屈服,乃是多麼迫切而嚴肅的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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