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論述Mosco所著《傳播政治經濟學》中
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研究取徑科際整合過程的方法與可能
本文是為「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政策研究」的對話


本文轉載自傳學鬥電子報172期

狡兔多窟--傳學鬥內部讀書會
讀本:Mosco, V.著,馮建三,程宗明譯,《傳播政治經濟學:再
思考與再更新》,第七章

他山之石可攻錯 兼容並蓄傳政經


儘管這是個科際整合的年代,但面對傳播研究取向似乎越偏藝術
與人文取向而去、新古典經濟學思維似乎還將強勢佔據政策討論
空間。之於文化研究及政策研究的風行,傳播政治經濟學依然清
晰地掌握自身的界線,而堅持在喜鵲眾聲喧嘩之際、凜冽寒風日
漸之時,寧願繼續扮演一隻寧鳴而生、不默而死的、清醒的烏鴉


將研究重心置於文本的文化研究,早期十分強調社會關係的文化
建構,而其將文化視作是社會差異、抗爭與對抗場域的觀點,都
給傳政經帶來可貴的啟發。然而當它轉向「主體的自戀」,拒絕
了歷史實踐與社會整體的思考架構與信守,消費取徑亦否定勞動
過程的同時,其背離初衷的菁英取向,卻注定與傳政經分道揚鑣


不過文化研究對批判領域的貢獻卻不能抹煞。而其對階級、性別
、種族、社會運動的原初關懷,更可貴地活絡了當代生活中的主
體性與意識。而引用方誌學的方法論,更展示權力與認同依然能
在更微觀的層次運作。是以其雖未必與注重結構的傳政經相合,
但著意耕耘的符碼與文本間,卻未嘗不蘊藏可供繼續開拓的空間


可惜對於傳政經從來多所在意的權力-達成目標的資源,以及科
層中用以控制的工具-根源於不平等的再現結構、亦作為存續此
不平等的型態,儘管在知識論、理論與立場上與傳政經相近的文
化研究,卻似乎未能認真重視權力問題,是以總是過度樂觀看待
閱聽眾,卻反而失去對結構的想像、以致於無法讀出生產的文本


而與傳政經同樣重視社會整體的政策研究,則可再細分政治與經
濟取徑。然而其偏向多元主義的政治分析,卻天真地將國家視為
是超然仲裁者,且無一勢力可決定全局。其立基於個人主義與市
場理性的立場,失去了對資本的警覺,以致對市場取代公共生活
、階級強權複製的境況無動於衷,傳政經遂也只得對其敬謝不敏


雖說當代以新制度學派為代表、部分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傳統的政
策研究,錯以為社會乃為個人加總、自利終會帶來公利,而其價
值觀也確實忽略了績效與政策指標無法證成的方法論矛盾,但當
左派繼續沈迷於認同政治的自我標榜,右派卻已集結為統一戰線
之際,其存在除了提醒傳政經別太快墜入化約論,更有幾分警惕


只是,總把數量多誤認為是內容多元的政策研究,則似乎更常落
入工具論、國家論、甚或經濟論的迷思。是以不但失去對動態構
成的描述能力,或便因過度單面地依賴某一取徑而失焦,以致於
儘管其意識型態主導了傳播政策的制訂,但對於當代傳播問題,
似乎無法對症下藥,甚至造成社會未能得利,卻反為其害的情形


對於將差異浪漫化的文化研究,傳政經提出其失去政治焦點、或
一無反抗自覺的嚴厲批判、並重新導入社會整體的價值。對於政
策研究,傳政經則糾正其忽略社會過程的猛烈批評,並主張從商
品化、空間化、結構化重新認識問題。至於傳政經自己呢?只要
還有充滿良心與行動力的知識份子們,傳政經就還有活躍的一日



Our Questions:

1.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對於勞動過程各有何想像,兩者
 有無接合可能?

2.基於相同的知識論,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整合,從方
 法論上著手是否是一良方?

3.不同於對國家的看法,政治經濟學對政策研究有何啟發?

4.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商品化、空間化、結構化的理論建構,是從
 傳統哲學去尋找,這樣的理論建構方式,對傳播研究有何啟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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