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介台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
作 者:林麗雲
出版年:2004年9月
出版社:巨流出版社

摘要:

《台灣傳播研究史》一書揭示台灣新聞傳播學術社群五十年發展中,學術工作者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環境變遷,以及在此之下台灣傳播學術知識典範的轉移過程。作者提出,台灣傳播領域學術工作者必須從專家與公共知識分子間,尋求自身核心關懷進而發展切合在地脈絡知識。然面對新自由主義、國家與學術資本主義介入高等教育發展,學術勞動條件日益惡化,我們應可思考更多,使在地脈絡公共知識份子穩立於台灣傳播知識體系。


正文:

  修習或研讀西方傳播理論的傳播學生或研究者,一定了解北美傳播效果研究,從魔彈論、有限效果論到中大效果論的歷史變遷,及其與美國社會環境與政經結構的關聯。也一定了解,歐陸批判理論與詮釋典範的成型,與歐洲媒體集團發展、公共廣電制度建立有相當程度的關聯與影響。如此理論發展,或許為我們所熟知,但空間上卻離我們如此遙遠。

  若將視野由全球轉向在地,身處台灣,我們是否已有屬於台灣本土在地脈絡的完整傳播學知識?時至今日,台灣傳播學術知識的發展,又是何種樣貌?台灣的新聞傳播知識發展又受到哪些政經環境所影響?而台灣在地脈絡的傳播知識分子,又該以何種態度來面對台灣的新聞傳播學理知識、政治經濟環境,以及台灣的公民社會?這或許皆是身為台灣新聞傳播知識領域的一份子,所該了解與思索。林麗雲所著《台灣傳播研究史》(以下簡稱《傳史》),引領我們思考上述問題。

  該書首先介紹五種傳播研究史分析途徑,計有大師巨擘、里程碑、內容分析、政經結構與典範轉型等途徑。各種途徑的意義、方法不同,台灣本地脈絡傳播史論述以此五大途徑所建立的傳播知識圖像與史觀亦各有不同。而本書所採行之歷史分析途徑,以政經結構與典範轉型為基礎,主要乃是為關注特定社會權力脈絡與政治經濟環境下學術知識分子與知識行動者,其行動與實踐的過程與意義。

  爾後,本書首先概略討論五十年來,台灣新聞傳播知識社群的興起、發展與變化,以及台灣新聞傳播學術發展的問題及限制,並提出自身作為傳播領域知識分子該有的思維方式。作者根據過往文獻歸納台灣的傳播學術發展,早期本地傳播思想主要移植西方,未能意識在地脈絡的理論發展與問題。而台灣傳播研究知識發展,目的多為「社會控制」需求,少關心在地人們的溝通與解放。就此,作者希以歷史脈絡分析反思台灣傳播學術知識生產,找出每個時期不同環境影響與世界觀,何種因素影響台灣傳播學術知識的形成與轉型,而當這些因素變動時,台灣傳播知識發展又有何種變遷。

  作者將台灣新聞傳播學術研究史自國民政府遷台至今劃歸三期,分別為「反攻復國首要目標」、「國家發展普遍目標」與「向全球或在地轉」。歷史過程乃自威權時期黨國控制,為反攻復國、國家發展培育宣傳人才與學術研究,到冷戰結構下依附於美國的學術發展與人才培育,再到國際新自由主義思維介入,以市場為依歸,為媒體培育生產人才與研究。從中可見,台灣新聞傳播教育與學術發展,一直處於特定政治經濟體系的從屬地位與框架,難有真正獨立自主的專業知識訓練與學術研究方向。

  本書從台灣在地脈絡的傳播研究史中,探究何種知識探究與實踐態度應為台灣在地脈絡傳播研究者/知識分子所秉持?普遍主義專家型知識分子與在地脈絡公共知識分子,其差異與關注世界的態度為何?未來台灣在地脈絡傳播研究,又該如何發展?作者認為,傳播學術社群應再思考對在地社會的承諾,並於討論中建立共識與信念,提高行動者能動性。而台灣在地脈絡傳播研究與知識分子,能否有一套關注台灣本土問題的思考與理論架構,並經由對此套思維的共識與實踐,促使台灣公民社會獲致良善,讓台灣傳播學術研究對在地社會負起應有責任與義務。

  回顧歷史,為了鑑往知來。當前的學院工作者,若要實踐本書作者在地脈絡公共知識分子祈願,必須要面臨自身的學術自由在新自由主義、學術資本主義與國家介入間抗衡。如同前述,本書論及五十年來台灣在地傳播學術知識發展史,社會控制目的貫穿半世紀至今。當今台灣學術界,則須面對政府學術工作勞動條件上的政治控制以及財團經濟影響。明顯例證,如五年五百億高教特別預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學術評鑑,以及前東森總裁王令齡轟動一時的「show me the money」言論風波(郭奕伶,2004)。學院工作者不僅在普遍主義專家型知識分子與在地脈絡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間來回擺盪,評鑑、升等與財團經濟支持似乎化身為「潘朵拉的盒子」,誘使學者遠離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學術自由之存在,不是為了大學教師的利益,而是為了他服務的社會的福祉,最終是為了人類的福祉。」(金耀基轉引自Marrow,1997)大學學院中的學術自由與自主,植基於民主社會的自由權。因此,在民主社會下,大學作為一個知識發展場域,得以有自由與自主創造發展與討論知識的空間,促使整體市民社會向前邁進。

  17、18世紀前的西方學術知識發展,受制於政治意識形態與宗教,時而必須聽令於主事者,發展或服務特定意識形態之權威,追求真理如伽利略等,被視為異端終受宗教與政治迫害,這是權力與資源掌握在政治與宗教之手的時期。於今,雖社會較諸百年前更為自由多元開放,各種意見可自由流通與相互辨正,然則學術自由與自主之權利仍受制於國家機器與財團經濟利益。且在新自由主義風潮盛行此時,研究與教育經費取得愈捉襟見拙,學術自由與自主更形受制於國家與財團之手,學術倫理亦趨模糊。《傳史》一書第五章已描述此一現象與憂慮。

  學術領域在物質基礎逐漸缺乏的當下,對學術自由與自主的限制時而隱晦時而顯見,有時加諸力量於學術知識生產,取得論述發言權,將學術資本主義思維轉變為理所當然無庸置疑的說法。以致當今大學經營者皆曰「與國際接軌」、「幫助產業升級發展」,教學上則「理論與實務接軌」以招徠更多學生。國家與財團家諸於大學或個別學術工作者的限制與控制,或從學術評鑑(如教學卓越計畫、大學退場機制)、或從經費資源分配(如五年五百億特別預算)、或從研究案審核申請(如國科會計劃)、或從專任教授升等,或要求個別學院系所為特別目的開設國際班、英語學程、碩士在職專班等;而財團者,則可藉由研發經費贊助、研究案發包委託、創新育成合作計畫、建教合作…等方式對大學系所或個別研究者提出要求。如此,知識發展的創造力與公共性備受傷害,不知不覺隱然為特定機構代言或背書。

  不僅研究本身,在政治經濟環境交互影響下,高等教育教學目標,是該順應全球化趨勢,成為為企業提供「服務」知識與人才的工廠,抑或依循過去高等教育博雅教育精神傳統,教育學子人文專業素養?一連串問號,亦為《傳史》一書所擔憂。而此問題,更是新聞傳播高等教育作為人文社會學門「應用學科」的矛盾本質,領域內多次對傳播教育理論/實務論辯進行討論,吾人以為,加以學術資本主義與高教市場化環境影響,辯論仍未休止。

  若從政治經濟學觀點觀乎本書關懷,吾人認為本書與洪裕宏(2004)在《當代雜誌》論及Slaughter與Leslie(1997)所提出的「學術資本主義」文章有所呼應。該文論述全球化與學術資本主義的發展,兼談歐美與台灣二十世紀中末葉高等教育發展歷程,及全球化與學術資本主義對歐美及台灣大學高等教育所造成的改變與影響。

  洪文從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環境、學術人文主義的式微、實用與功利主義的思維,說明全球化與學術資本主義的影響。從政策面來看,教育當局對於台灣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發展的思維,加以及當前社會環境影響,致使台灣高等教育所生產的學子與專業工作者,其人性關懷難以發展。學術資本主義與過度以競爭力為政策方向的思維,更肘制台灣學術知識生產的多樣化與創造性。

  前文提及「學術資本主義」,若我們回到原典尋求其解釋,Slaughter與Leslie定義academic capitalism是為因應政府對於高等教育資源分配逐年遞減,大學與商業界、政府間的關係另行結盟,在其中,學術工作者與研究人員必須化身為「資本家」,計畫與承包商業性、應用性與策略性導向的行政研究業務,並爭取與業者間的技術轉移授權與建教產學合作,或增開班級招募更多願意支付高額學費的學生以補足或增加學院系所經營資源。更明確定義之,此類於高等教育機構中進行「爭取資金與資源的市場式策略者」,可稱為「學術資本主義」(陳伯璋,2005;Slaughter & Leslie,1997)。

  而前述五年五百億教育特別預算,政府教育當局藉評鑑,排名論等用特別款項名義餵養資源給台灣各大專院校;國科會以核准教授申請研究案,直接或間接導引教授科研方向,便是政府介入,以國家資本主義思維控管台灣高等教育方向。如此,高等教育必須放棄獨立自主地位,屈從經費資源控制,宣告大學獨立自主成為神話。(國家主導的)學術資本主義成為大學生、研究生、專任教授的夢魘,政治與企業財團遂其操弄。

  《傳史》一書所持立場,基於作者自身學術工作者角色,關心台灣學術工作者與知識分子,在當前各種政治經濟力量交互作用的學術環境中,該以何種態度面對自己身處的知識體系、學術工作,與台灣在地社會。作者認為,若是傳播學術社群成員間,彼此堅守專業信念共識,便能抵抗外來新自由主義對學術社群的入侵。

  然或許我們該問,當今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條件,以及學院內的學術工作者勞動條件,是否得以支持《傳史》一書作者對學術工作者與知識分子的期待?面對政治力以評鑑、升等,以及日漸倍增的研究教學勞動條件作為控制手段,以及經濟力挾其強大經濟誘惑與政治影響,傳播學術社群成員間,僅是堅守專業信念共識,便有抵抗外來新自由主義對學術社群的入侵能力?此問題恐怕值得更深入研究與商榷。

  也許,我們必須回到學術工作者白領階級本質、階級習癖,及思考學術工作者對中華民國憲法賦予人民的「團結權」態度為何?從階級與文化研究的角度,正視學術工作者的階級與文化型態,反思學術工作者作為特定文化階級,在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前,其抵抗新自由主義入侵研究教學工作的可能性如何,如同我們研究記者、編輯、演藝工作者等傳媒工作者的階級與文化型態,來了解她/他們的工作特質與勞動權益般。

  自學術工作者勞動條件看台灣傳播學術社群狀態,很可惜,已有令人惋惜的憾例,一位新聞系主任正值如日中天之際瞬然殞落(湯雅雯,2009),更有多位學術有成之師長積勞成疾。以此為戒,或許我們應換個角度,重新編織另一面向的台灣傳播學術發展史,思考台灣傳播學術社群甚而所有學術社群知識工作者勞動條件的變化與影響;思考外部政治經濟力與學術社群內部階級文化與認同如何影響勞動條件;思考綜合並列表比較各校的教授聘任與升等制度、教學與研究勞動條件等,如何影響學術研究者作為在地公共知識分子的能動性。

  實際情況儼然明顯,教學時數倍增、升等壓力日大、各種學術評鑑不斷、國科會研究案申請競爭激烈、社會服務與公共政策參與倚仗熱情。加以少子化,當代台灣傳播學術社群面臨學術勞動環境日漸惡化,新進學者亦與早一步入行者逐漸拉開差距,各自成為勞動狀態不同的學術階級。《傳史》一書中所提倡之在地脈絡公共知識分子,當前歷史狀態更形險峻。是以,學術工作者與傳媒工作者,環境上實則難兄難弟處境相同,當為台灣在地傳播學術工作者自身所關心與行動,畢竟,學術勞動狀態惡化亦屬台灣本地學術圈制度問題。


參考書目

金耀基(1997)。《大學之理念》。台北:時報出版社。

郭奕伶(2004年4月)。〈不要跟我講你的專業 Show Me The Money!〉,《商業週刊》,854,92-97。

洪裕宏(2004年7月)。〈學術資本主義與學術人文主義-台灣學術卓越政策的深層省思〉,《當代雜誌》,203,16-27。

陳伯璋(2005)。〈學術資本主義下台灣教育學門學術評鑑制度的省思〉,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頁205-234。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湯雅雯(2009年7月25日)。〈病魔奪走許志嘉 銘傳學生悼念〉,《聯合報》,第AA4版

Sheila Slaughter & Larry L. Lestlie (1997).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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