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有機會好好回應habermasj學長很久以前就問我的問題,這是一張久未回應的支票。先說明,我對於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處於尚未掌握與了解的狀態,所以就就目前所知,以及habermasj學長與其他網友先前所告訴我的來做回應。

這一篇支票文,為回應habermasj在這篇的回應文這篇的回應文之回應。

以下嘗試從三個層次與方向回應之:

1.我所認識的媒體與社會變遷之關係解釋
2.回應使用何種本體論與認識論看待與分析傳播問題
3.對於該篇文章嘗試以我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討論之


首先,對於媒介與社會變遷的交互作用,在下是認為,有一個物質基礎與社會文化交互影響的雙元基礎。我的意思乃是,觀察各國媒介制度的歷史演變,以及各國媒介與社會變遷間的關係與脈絡,我們不難發現,每個階段的歷史時期,都會有其社會政治經濟的物質基礎,同時,會受到當時社會文化氛圍(或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是交互作用的,是相輔相成的。

以我目前所知所學,我會認為,當代的物質基礎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間(亦包含了政治意識形態)的交互作用(或稱關係),才是最重要的!無論是國家的媒體政策制定、媒體市場的運作邏輯、媒體內容,乃至於專業傳播人才培育與傳播學術研究發展,都脫離不了此一物質與文化基礎的交互影響。

不過,就台灣而言,我則會認為,就台灣的傳播媒介發展史而言,歷史脈絡會呈現一個優先順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含政治意識形態威權國家的控制)→物質基礎(逃避被政治所掌控,專心發展經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階級與意識形態對立(包含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物質基礎的推波助瀾。而自李登輝執政至當今陳水扁執政的這幾年中,雖然物質基礎極度昌盛蓬勃發展,表面上所謂的市場亦獲得「解禁」的自由,但政治力則實然更左右了媒體發展(民進黨執政後),且這個左右則是隱晦的。

也就是說,台灣的媒體制度與國家媒體政策,物質基礎只是扮演一個助手的角色,重要的還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對立與衝突,然,若不是兩者相互影響,則難以形成當代台灣媒體制度政策與市場之景象。


其次回應habermasj學長問我,關於用何本體論與認識論來分析傳播問題?

就以habermasj學長先前所提,本體論(ontology)乃為「判定研究問題所針對的對象是否存在的程序與規則」,學長所言,簡而言之應是指對於研究問題的「操作型定義」。如是如此,在下會應當先從各個傳播問題的事件中,找出問題的關鍵核心問題與價值。以換照事件為例,可以討論的,為國家政府介入的定義、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定義、媒體亂象的定義、政治力干預與經濟利影響的定義、新聞局與NCC的定義。而我先前文章所處裡的,便是釐清國家政府介入、新聞自由與NCC的定義。

至於認識論(epistemology),學長所提者,為「研究的途徑,研究的真實如何構成,研究程序本身的要素」,也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的反覆思考」。然則,我本身傾向認為,認識論乃在討論,觀察問題的態度與角度是什麼?就此,觀察任何傳播問題時,我則會分析,這件事情背後的物質基礎是什麼?該問題背後的政治經濟邏輯與意識形態是什麼?而最常見我的問題意識會是,這件事情帶給人們什麼樣的公共利益?帶給人們多大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位置在哪裡?至於研究方法的反省,或許我會認為,我的訪談是否能夠解答我對於傳播教育的解釋?


最後,回到該篇文章的討論上。

該篇有一半(或者說全文重點),其實是在講述政治力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何藉由媒體的開放進行一連串的政治鬥爭與角力。甚至,是在討論一政治問題而非媒體問題。媒體變遷史的相關論述在這篇文章,應當只是論證的過程與工具,而非主體。

我個人認為,這篇主要的問題(從本體與認識論的角度著墨)在於,認識論(或稱問題意識)的模糊,以及斷裂。如果這是一通篇討論媒體與社會變遷發展的文章,前半部的問題意識與文章脈絡還算完整與流暢,然則,後半部則太過強政黨政治鬥爭,似乎是在談論,政治與社會間的關係,而媒體只是扮演一推波助瀾的角色。

我個人認為,李登輝所執政時期,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與物質基礎的交互影響,促使著政治意識形態的轉型與媒體的開放,並且亦促成時代轉輪的啟動。李登輝能夠順利轉動時代,乃是時勢之配合,李應是搭上了這班順風車,我個人認為,統治者的更易不完全象徵媒體環境的判準的改變(或者應該說,不是主因也不是此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的確,政治的開放固然主導著媒體環境的改變,但焦點如是放在李登輝個人的政治操作上,則問題重重。而最後兩段,則明白標示了,這是一篇政治評論文,而非台灣媒體發展之討論。

唔…我好像不該一直批評對吧?打完這篇文章之後地震馬上來襲,ㄟ害^^”

and 歹勢!哈伯瑪斯j學長,您是不是等的很苦阿?真是抱歉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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