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8.09 中國時報
南方朔


「修辭詭辯術」(rhetoric)和「演說雄辯術」(oratoric),乃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修辭詭辯術」乃是一種說話的技術,它起源於義大利的西西里島。在紀元前五世紀和四世紀間被傳到了雅典,並在希臘發揚光大,成為希臘式民主和公民審判裡的重要成分。然而「修辭詭辯術」的那種徒逞口舌之能,顛倒黑白、無話不可亂扯的風格,從紀元前三世紀開始,皆被「愛智之學」的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斥之以鄙。柏拉圖對它的指責最有道理:「修辭詭辯家」乃是一種自己無論怎麼樣都會被說成有道理,因此,他乃是一種沒有道德的人。如果修辭詭辯術不能被探討原理原則的哲學思惟所補充,則它就有道德上的危險性。


修辭詭辯術 表現自我的利器

及至進入羅馬時代,當羅馬的體制仍為共和制的時刻,無論它的參議院、國民會議、公共會議,以至羅馬論壇,「修辭詭辯術」都是人們表現自己的利器,因而「修辭詭辯術」的重要性遂與時更增,但也正因此,靠著直接對人民演說以爭取權力的「民粹英雄」(populares)遂告崛起。那個時代,公職最高做到兩人執政官之一的西塞祿(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B.C.)他是哲學家、演講家、也兼職業政治家。他自己靠著傑出的意見和演講而起家,但看著紀元前一世紀羅馬政局日亂,那些遵奉「希臘派詭辯家」(atticists)的人物縱橫。僭主們也破壞共和而爭逐權力。他看到了凱撒和安東尼的崛起與濫權,也親歷了安東尼與渥大維的權力勾結。以及那個時代亂拗亂扯的風氣,他對破壞共和的那些人物都拒絕附和,最後被安東尼與渥大維斬首,他的頭顱被釘在羅馬論壇的「主席發言位置」(rostra),成了西方爭取自由共和的最早殉道者之一。而在此之前,他於紀元前五十五年左右,完成了可能是人類說話史上最重要的第一本著作《論演說雄辯術》(De Oratore)。由這本著作的書名,已可看出他的懷抱:他要把「修辭詭辯術」和「演說雄辯術」分開。滔滔詭辯,淆亂了黑白是非;詭譎修辭,亂扯亂拗,只不過生產出一堆「空洞的謊言廢話」(empty rerbiage)。他最重要的論證,人為了公共問題與利益,必須對人民直接說話,但說話者首先必須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而不是一逕推搪煽情,因而「演說雄辯術」必須以「普遍的人間知識」,如倫理學、規範因果的物理學、心理學等為基礎。「演說雄辯家」的第一步是要成為「好人」。他把「好人」與「民粹英雄」拿來對比,其心意之沉重已不言可喻。

因此,西塞祿根據他對希臘哲學的深厚理解,他自己的嫻熟於演講,以及看透了那個時候羅馬邪說僻行的氾濫,而對人的說話在兩千多年前即已知所警覺,並希望把「修辭詭辯術」導向到更堂堂正正的「演說雄辯術」。這在人類的話語史上,實在有著先驅性的貢獻。在人的歷史上,「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以及「他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乃是最大的罪,西塞祿替人的免除罪惡,做了最早的叮嚀。

竄改語言定義 解消善惡界線

不過,儘管早已有了西塞祿這種語言上的先行者在替人開路。但人是一種權力動物,他經常會在人們失去警覺的時刻,把語言當成了權力的附庸,於是,在語言裡下毒,藉著語言而挑逗和煽情,以及在語言裡暗嵌各種脅迫的指令,遂總是在人類的話語史上不斷出現。

而最近這段期間,足堪列為「修辭詭辯術」的台灣式語言,就已多得難以勝數。

例如,「善意」乃是台灣政客的萬靈丹語言。呂副總統有關原住民問題的說話是「善意」;教育部次長有關外籍配偶「學習障礙」和「少生一點」的說話也是「善意」;總統女婿被推荐進奧運代表隊當「增額隨團醫師」也是「善意」。這是語言上的「定義竄改」,要把一切的話語全部按自己的意思被重新定義一次。當語言被這樣竄改,自己就永遠被排除在「惡意」之列。這也就是說,自己將來無論做了什麼樣的事,都可以成為「善意」。所謂的「善惡」界線將永遠被解消。這也意味更多更大的惡已有了被合理化的空間。我們不要以為說話不重要,話語如牆,它是防堵邪惡、錯亂、混淆的屏障。當這道屏障在胡扯與竄改中被拆毀,人們無牆可守,宵小成為登堂入室的大盜即在不遠。

再例如,最近有關羅太太的問題,被扯出「愛心說」,這當然是煞費苦心的硬拗硬扯,企圖把公是公非的問題,往虛假但又暗中下毒的感性上轉移。要把現在的非法,藉著勾起過去的仇恨而轉為溫情的合法。這種把過去仇恨化的說話方式,早已成為台灣政治話語裡的慣性和本能之一。這種話語行為,其實非常值得做進一步的語言分析。它的內在邏輯是什麼?它在這樣的話語裡「暗嵌進什麼樣的集體密碼」(en-coding)?它意圖達到什麼樣的目的?人的說話從來就不會隨風而散,風會吹出波濤,說話會在默默中將人放進虛假的記憶和意識中。用「愛心」來推卸犯法,這或許是小事,但那種「修辭詭辯術」裡的另外一些成分,或許才令人毛骨悚然!

權力私有化 已成為一種流行

再例如,有關搭乘海巡署巡防艇增加體驗之事,看起來又要變成口水一攤。但無論怎麼去拗,有可能把這種公然的濫權拗得過來嗎?任何行為都有其合宜與不合宜之分。公權力的當行與不當行,亦自有它應遵守的根本規範。而當今的台灣,權力的私有化早已成了一種流行,它是特權的表徵。將軍警艦艇當成觀光「體驗」,這已不是第一次。當公然的濫權違法都敢於硬扯成「合法」,則台灣的無法無天,豈非也都有了理由?

而最嚴重的,當然仍在於呂游兩個大官,帶著國家機器的威嚇力量,對阿妹所展開的語言圍毆了。第二次大戰之後,人們對極左極右政權的話語方式,早已有了非常透徹的洞察。它是一種有如鋼鐵式的硬語言,它不討論,只是強制的規定,有如一連串的命令句,當這種語言到了頭上,除了接受並認罪外,人們即別無選擇。對阿妹的這種語言圍毆,這並不是第一次,但對普通老百姓,這倒是第一次,因此,由阿妹所身受到的經驗,它其實已顯示,這種暴力式的語言已從選舉語言這個場域向外蔓延,今天會用來對付藝人,明天就可能用來對付商人、媒體、作家、記者、教育工作者。暴力式的語言,它的暴力不會只停留在語言中,當它漸趨飽和,比紙還薄的語言框架就再也無法讓真實的暴力不奔騰而出。由這一波語言圍毆,一個暴力化的台灣,它的影像其實早已在時代的布幕上踱起步伐了。

而除了上述林林總總的「修辭詭辯術」外,更多的例子仍可舉之不盡。它所顯示的,乃是此刻的台灣,其實早已走向了一個是非錯亂、價值虛無、權力的極大化已到了一個不受任何規範管轄的新階段。而為了合理化這一切,一種以痛恨、威脅、暴力為基礎的話語言說模式,則正在逐漸的加工製造中。語言的暴力化,乃是一種當它尚未奔騰而出時,人們都不相信它會存在的東西,而一旦當它由虛影變成實體,一切的後悔就都再也來不及。

演說雄辯術 更值得人們重視

也正因此,西塞祿所說的那種「演說雄辯術」,遂更值得人們重視了。過去的台灣,有些人特別懂得狡猾的語言生存術,這些人懂得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他們不怕自我矛盾,也無畏於自我矛盾,甚至以此而自認聰明。而到了現在,這種狡猾的詭辯術則正式的進入了政治中,政客在自我卑賤化的過程中,也拖帶著整個台灣,走向那黑暗的、不得昇華的無望之路。在近代,人們已公認邱吉爾是一位偉大的語言魔法師,他是西塞祿所說的那種「好人」,他的演說堂堂正正,不違人性,不貪詭巧,他的演說和講話,對邪惡的時代有振奮之效。而相對的,希特勒則是另一名極端的語言魔法師,他擅於硬拗、胡扯,在話語裡不斷下毒和暗嵌憎恨的密碼。「修辭詭辯術」VS.「演說雄辯術」,兩者的差別,就是一個是惡人,一個是好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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