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週前,傳學鬥邀請目前為路透社駐台首席攝影記者,同時也是世新社發所碩士的鍾宜杰先生,放映紀錄片《舞影者》並一同進行了一場精采的討論。該部紀錄片是鍾宜杰先生的碩士論文影像部分,主要在探討,台灣的新聞媒體攝影工作者,在台灣戰後不同的歷史時期中,所經歷的社會變化、社會定位與生命歷程。

或許是因為鍾宜杰本身便是一位資歷深厚的攝影記者,這部片子能夠看出他對於攝影記者的關懷與擔憂。在片中,作者將整個台灣的歷史分為三個時代:兩蔣在位的威權時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社會轉型期,與商業主義盛行的年代。他希望藉由三個時代下的攝影工作者,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娓娓道出他們所處的時代下,作為一個新聞媒體攝影工作者的甘與苦,同時亦藉由他們的言語,了解台灣的新聞攝影工作者在該時代下所具備的社會角色。

鍾宜杰先生認為,台灣的新聞攝影工作者,在媒體與社會之中,是一群備受不平等待遇與忽視的一群工作者。他以目前在路透社工作的經驗,與先前在台灣媒體工作的經驗進行對照,台灣的新聞媒體(尤其是平面媒體),對於文字的重視往往重於圖像。攝影記者的工作,往往只能配合文字記者的要求,而少有自己詮釋的空間。而今,更由於商業與資本主義的影響,媒體往往嚴格要求攝影記者只是其報攝或媒體工作的一個小環節,套用片中幾位攝影記者所言:「是阿,我們的確只是一群勞工」、「這就是分工…」。攝影記者在報社與媒體的地位,往往不如文字記者來的重要。

然而,社會對於攝影記者普遍存在一種知識不如文字記者來的豐富的刻板印象,社會也往往認為影像這類的藝術工作不需要用到太多的知識。鍾宜杰認為,這是需要修正與改變的,這也就是為何他要在下班之餘,與幾位同事組織讀書會的原因,以此更見其用心。

就此,透過鍾宜杰與《舞影者》紀錄片,我們可以回頭審視的是,新聞工作者乃至於新聞攝影工作者的社會角色與地位,以及他們的生命歷程與勞動條件。在台灣,新聞工作者勞動權益、工作權益與生存權益,無論在學術研究與在工會勞動保護的實務上,長久以來就一直受到忽視,一般記者或媒體工作者本身,甚至會排拒這樣的思考,往往認為自己可以透過關係與人脈解決問題,或者,這種工會或勞動意識抬頭的方式無法解決問題。在學術研究上,或許會有人談論記者的專業自主權,然而卻只有少之又少的研究者,會去探究記者或媒體工作者在當代社會的勞動條件,一般文字記者如此,會去探究攝影記者的人則更為少數。

無論是媒體文字工作者或是攝影工作者,如果我們要去探究其專業自主權,要去探究其是否盡到社會責任,我們是否要先了解或提供,這些媒介文化工業中,最為底層的「受雇者」,他們們最為根本的「人權問題」-生存權、工作權,與勞動條件?

鍾宜杰在座談會中提到,他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能夠喚起攝影記者,乃至於媒體工作者普遍的勞動意識。作為一位資深的新聞攝影工作者,他深深的體會到,商業與資本主義以結構性的強烈壓力籠罩著的痛苦。時至今日,我們可以發現愈來愈多的媒體開始以成本考量為理由,犧牲這些最為辛苦的基層媒體工作者的工作與生存權益。中時中南編如此,中時晚報、世界日報、自立晚報、台灣日報、台灣時報,乃至於6月1日熄燈的中央日報亦付如此。台灣的媒體工作者們,怎麼能還不站起來呢?


Our Questions:

1.請問您在閱報的時候,是否會去留意新聞照片的角度圖說與文字報導之間的關係呢?

2.您是否認同,無論是文字或攝影記者,以及新聞媒體工作者等,在媒體中是「受雇者」與「勞動者」的角色呢?您是否可以有脈絡的清楚說明您的看法與論點?

3.您是否會認同,在討論專業自主權之前,必須要讓這些基層媒體工作者具備基本的生存權與工作權,以及足夠的勞動條件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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