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希望」並非沒希望,我們對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呼籲與期待!
 
80年代末以降,台灣島內浸淫在一股開放的風潮之中。1987年7月國民政府宣布解嚴、1988年1月報禁解除、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3年7月有線電視合法化。在經濟起飛與政治的逐步民主開放的同時,也帶動著台灣媒體產業的「開放與發展」,於今造就了上百個有線電視頻道,與數不清的平面媒體。於此同時,在這十年之間,台灣的新聞傳播相關系所數量,亦大幅的快速成長,至今至少已超過80所以上。以此看來,我們所處的新聞傳播環境似乎榮景處處。

  然而,近年來,商業媒體的激烈競爭以及政府整體傳播政策的付之闕如,使得這些商業媒體逐漸被視為是台灣的亂源。過往,新聞工作者被視為是「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是「第四權」,有著「無冕王」與「第四階級」的稱號,甚至,好萊塢電影中的「超人」亦是由「記者」所轉變。這樣的形象,於今卻由於商業媒體所產生的問題,導致在其中辛勤工作,包括記者、編輯、攝影、助理導播…等在內的新聞與媒體工作人員,社會地位受到影響而逐年下滑,而使得今日台灣社會的記者或新聞工作者早已不受人們所尊重,其身分與社會地位,也從舊時的「知識份子」逐漸轉變為「勞工階級」的樣貌。

  回頭來看,作為新聞傳播工作者搖籃的大學新聞傳播教育,在此時,我們卻感受不到足夠的鼓勵與保護的力量,能讓莘莘學子具備在就業之前做好自我保護與認清媒體環境本質的能力。
 
  在大部分新聞傳播的科系裡,我們被大量的授與專業技術,不斷地被要求作一個「專業的」媒體工作者,不斷地灌輸我們是「知識份子」,具備善盡社會責任的道德使命。然而,這些被教導的技術,都是原則性(或稱陳述性的知識)卻少為記實避禍(或稱情境性)的技術知識,再者,學校對我們所建構的一套新聞傳播工作的想像,與台灣現實社會的媒體環境亦存在極大差距,甚至,有的學校潛移默化間,灌輸著我們應服膺於商業媒體老闆命令的態度。就此,實際上,我們都被這一套知識體系所矇蔽,乃至於無法認清自己已將成為新聞媒體財團下的「知識勞工」!從而,進入就業市場後,大半學子必須昧著良心,為五斗米折腰,迫不得已與商業媒體一同沉淪下去。
 
  而此次「媒希望」影展中所放映的四部紀錄片,正補強了這塊新聞傳播專業教育的缺憾。我們從公視紀錄觀點「有怪獸」中,了解到商業媒體為了競爭不惜集體聯合操弄閱聽人與觀眾的手段;在「那一天,我丟了飯碗」中,我們體會到商業媒體為了自身利益考量而犧牲其基層工作者的真實面目;在「舞影者」中,我們追隨著不同時代攝影記者前輩的腳步,看見了這些前輩們在不同時代的環境下的其社會地位與自我認識的演變;最後,我們在「走…該往哪裡走」中,看見了傳播科系學生對當今媒體環境的憂慮與期望。
 
  這四部紀錄片,正好讓我們能再次反省,台灣的新聞傳播教育,該重視什麼?以及,該往哪裡走?
 
  台灣的新聞傳播教育,其50年的發展歷史深受國家的政治與商業媒體的經濟力量所影響,而處於一種被「工具化」的危機之中。如今,媒體紛亂至亟,作為媒體人才培育的搖籃,「新聞傳播教育」已到了必須深自反省檢討而有所改變的時機!
 
  在此,我們強烈呼籲同時也希望「所有的」新聞傳播相關系所的教育工作者,能夠在新聞傳播的教育制度與教育心態上,有所改變:
 
  1. 新聞傳播教育必須體認媒體環境的轉變,媒體工作者不再是單純的知識份子,新聞傳播教育應納入「工會與勞動意識」的相關知識與認識,以及重視工作者在媒體內工作時能夠「記實避禍的情境知識」,讓學生得以具備就業時保護自我的能力!
  2. 新聞與傳播教育的人才訓練,不應以「媒體需要什麼人才」作為課程安排與媒體教育本質調整的考量,而是要以「市民社會的公民媒體素養」作為教育與課程的核心基礎精神
  3. 學校教育不能完全取代實際工作的經驗累積,原則性與陳述性的技術知識,並非大學與新聞傳播教育的重點。大學並非職業訓練所,傳播教育應當回歸大學教育訓練學生具備批判思考能力的功能與本質,而非教育學生完全服膺於媒體老闆的命令!
  4. 傳播教育工作者必須再反省自己的教學、研究工作,與政府以及媒體業者之間的關係。新聞傳播教育與學術工作,與媒體同樣負有「社會責任」,必須保持高等教育的獨立性。若新聞傳播教育工作者自己本身落入染缸,成為被政府與商業企業體控制的「學術資本主義」長工,又如何教育學子,進而導正台灣的新聞傳播與社會環境?
 
  時代正在改變,而「媒希望」並非沒希望,它正是希望的開始。在此,作為台灣新聞傳播相關系所的學子,我們希望藉由這次影展,能夠促成與喚起台灣新聞傳播教育的制度性改革,讓台灣的媒體與社會能夠邁向更美好的未來!
 
 
傳播學生鬥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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